# 地道战：从中国、越南到加沙地带
来源：“巴勒斯坦纪事报”网站
作者：巴西记者恩里科·迪·格雷戈里奥（Enrico Di Gregorio）
日期：2024年8月27日
题图：巴勒斯坦抵抗战士阅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链接：https://www.palestinechronicle.com/tunnel-warfare-from-china-and-vietnam-to-the-gaza-strip/
2024年7月16日，黎巴嫩抵抗组织真主党（Hezbollah）发布了一段视频，该视频展示了一个地下军事基地，其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精心挖掘的隧道中，战士们或是步行，或是乘坐摩托车和满载火箭弹的卡车。在大型会议厅里，战斗人员计划着日常的军事行动，而其他人则驾驶着几辆卡车前往大门处。当大门打开时，他们可以直接向以色列领土发射导弹。
根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Al-Mayadeen）的报道，在同一基地的其他地方，还有士兵在战地医院工作和接受治疗，而且基地内还提供了能让他们在地下生存一整年的补给。
地下基地的每件事都是秘密进行的。高科技的设备保证了信息的绝对加密，并且使之能够以快速和秘密的方式传输。
在越南战争（1955-1975）这场使游击战术闻名世界的冲突结束约50年后，这段视频展示了由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实施的地道战术的显著发展。
### 游击战术
越南战争开始于法国人的撤离和美国人的登场，它是一个由人民支持的革命力量战胜起初更为强大且准备更充分的军队的标志性战例。
在这场冲突之中，弱者使用了包括地道战在内的游击战术来规避不利的条件。
越南的游击区被地道网络所占据。例如，古芝地道（Cu Chi tunnels）由大约250公里互相连接的通道组成，其中点缀着一些小房间作为教室和门诊诊室，而地道的出入口则散布在整个雨林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道既服务于军事行动，也深化了革命力量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群众不仅在地下躲避轰炸，而且还与战士们一同接受医疗救治和参加课程学习。这种战术在越南的使用也受到了其他经验的启发，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1945）的经验。
### 红军
在这场冲突中，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率领的红军在北京周边约250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了不同的地道网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那些地道都是比较粗糙的，高度只有大约1米到1.5米，宽度只有70厘米到80厘米。但是这些地道却极为有效：地道内部包含指挥所、仓库、食堂和厕所。
整个地道网络都被防御结构和特殊的门保护着，以便防止水和毒气的进入。地道的入口被很好地伪装在各种结构之中：锅灶、干草堆和水井等设施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隐藏通往地下兵营的小型舱口。
电影《地道战》（1965）描绘了群众在地道中发明的各种技巧，例如能够收集日本人在水攻中排放的水的系统，该系统能够将这些水重新导入并用作村庄的日常用水。
### 相似的战术
专家指出，亚洲使用的战术与阿拉伯人民使用的战术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
“人们使用地道战术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但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将地道战术运用得极其成功。法塔赫（Fatah）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材料直接提及了这些经验。”来自格拉纳达大学（University of Granada）的研究者阿尔贝托·加西亚·莫利内罗（Alberto García Molinero）说道。“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巨大影响的背景下，对这种灵感的直接联系和承认都显示了不同场景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对话。”
他解释说，这一灵感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阿拉伯正规军对以色列作战失利后，巴勒斯坦人开始在武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运用游击战术。
结果立竿见影：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法塔赫领导的数月或数周之内的行动中，就有数百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 “人民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越南的胜利为巴勒斯坦各组织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开始学习这些在亚洲部分地区用过的军事理论，并创造性地用于自己的国家。
“游击斗争的战略的成功主要是受到中国和越南的启发。这两个亚洲国家都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灵感来源，远比苏联还要重要。原因有许多，包括毛主义的本质。”莫利内罗补充道。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战争概念，以及越南人，都证明了只要你能动员人民，那么就有可能打败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例如帝国主义。”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加沙开始修建地道。
“在埃及和以色列终止了埃及与巴勒斯坦拉法之间的拉法分区协议（Rafah partition agreement）后，建设工作开始了。这一协议的终止导致了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分离。然后，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围困不断加强，地道的数量开始不断增长，最初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贸易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巴勒斯坦记者、“巴勒斯坦纪事报”（Palestine Chronicle）编辑拉姆齐·巴鲁德博士（Dr. Ramzy Baroud）解释说。
### 吉拉德·沙利特
大约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开始将地道用于军事。
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行动是：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人民抵抗委员会（Popular Resistance Committees）和伊斯兰军（Army of Islam）的战士们经隧道进入以色列境内，到达克雷特沙洛姆（Keret Shalom）镇并袭击了一个以色列指挥所。
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另一名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被俘。他被关押在加沙地带5年，直到2011年用于交换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而被释放。
“俘获沙利特是巴勒斯坦地道使用进程中最成功的军事应用之一。正是在这一刻，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土壤中埋下了使用地道的种子。在那一阶段之后，2008年至2009年和2012年的战争成了将地道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新转折点。”巴鲁德说。
### 黎巴嫩的地道，也门的洞穴
为了击败敌军，与巴勒斯坦人并肩作战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挖掘地道。
2006年真主党和以色列在黎巴嫩发生的战争，最终以黎巴嫩抵抗运动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地道决定的，它们被用于储存武器、生产和储存导弹、设置指挥基地，当然也被用于运输部队。
真主党的地道建设始于2000年左右，当时以色列撤离了自1985年以来一直占领的黎巴嫩南部。
根据2006年黎巴嫩战争相关报告《地下环境：通向胜利的地道》（Underground Environment: Tunnels to Victory），抵抗运动的战士们意识到可能发生新的占领，便开始修建地道作为预防措施。
当犹太复国主义在新的战争中再次入侵黎巴嫩时，这一战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 胡塞运动
在也门，胡塞组织（Ansarallah）也完善了其地下技术。该组织自199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洞穴作为基地，当时它正与后来在2011年遭到驱逐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的反动政府作战。但在2014年，这一策略开始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年，沙特阿拉伯在与美国的协同作战中入侵了也门，试图阻止胡塞组织的推进。
经过这一事件的发展，也门的反帝国主义者们扩大了地道的建设，他们利用了过去的胡塞组织小组甚至是前政府标记过的洞穴，并挖掘了新的地道。近年来，卫星图片记录了哈法、达伯尔、首都萨那（al-Hafa, al-Dabr and the capital Sana）等地的这种新建设。
### “加沙地铁”
今天，不可否认的是，地道在许多阿拉伯组织发动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地道结构的规模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2016年，哈马斯政治局前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2024年7月被以色列杀害）说，加沙地道网络的规模是越南古芝地道的两倍。
根据2024年1月的估计，这一地道网络可能长达563至724公里，深度为50至70米。
巴勒斯坦地道的某些部分可能在狭窄方面类似于中国和越共的地道，而“加沙地铁”的其他部分则由水泥加固。在某些地方，隧道的尺寸足以让战斗人员完全站立甚至乘坐货车通过。
“在加沙有不同类型的地道。最常见的一种被用于防御、攻击和存储。但也有一些被用作指挥中心，介于防御和进攻的性质之间。”巴鲁德解释道。
### 地道的深度
地道的开挖深度为抵抗部队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佐兰·库索瓦茨教授（Professor Zoran Kusovac）等分析人士认为，普通炸弹、火箭助推式炸弹、串联弹头和特殊的钻地弹（ordinary iron bombs, rocket-accelerated bombs, tandem warheads and special bunker-buster bombs）等武器在摧毁哈马斯地道方面都是无效的。
普通炸弹穿透的最大深度为3米，几乎接触不到哈马斯隧道的表面。
火箭助推式炸弹在开阔地带很有效，但在加沙地带这样遍布建筑物和废墟的地区就不行了。这些障碍同样也阻碍了串联弹头的使用。
另一方面，钻地弹（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被用于暗杀）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以色列无法获取哈马斯隧道的位置来使用它。
这些存在了几十年的结构物，被证明是10月7日以来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发动游击战的基础。甚至在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地面入侵之前，这些地道就起到了威慑以色列的作用，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军事领导层知道，他们在敌人的领土上将会十分艰难。
### 反帝国主义斗争
胡塞组织近年来也在夸耀其隐藏的基地。
在这些地道的卫星照片公布后，胡塞组织的信息部副部长表示：“与我们现有的基础设施相比，照片展示的内容微不足道，因为它们只是供个人使用的小型地道。”
真主党用地道视频来实施战争威慑，这揭示了这些结构物的能力。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修建地道来抵抗日本入侵他们的国家。这种人民战争的战术源于更广泛的军事理论。由于这种战术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的新应用，它仍然具有时效性和发展性。
中东的反帝斗争表明，在21世纪，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革命实践相比，中国形成的武装斗争和军事学说即便只被阿拉伯人民部分地加以应用，也已展现出了惊人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