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的右转：2022年大选观察

2022年11月20日，尼泊尔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和省议会选举。这是2015年该国极具争议的新宪法通过后举行的第二次选举，这次选举似乎证实了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历史上享有特权的上层种姓少数群体重新巩固了政治权力。这些少数群体公然无视多数群体——即达利特人（Dalits）（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土著群体和妇女——在尼泊尔建立一个真正包容的民主国家的愿望。

没有一个政党在这次联邦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在275个席位中，中间派的尼泊尔大会党（Nepali Congress (NC)）——尼泊尔最古老的政党，赢得了最多的89个席位（32%）。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Marxist–Leninist), CPN(UML)）——尼泊尔主要的左翼政党之一，以78个席位（28%）成为第二大党。曾在1996年至2006年期间发动游击战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Communist Party (Maoist Centre), CPN(MC)），以32个席位（12%）位列第三。

右翼政党方面出现了复苏。民族独立党（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NIP)）——一个在选举前六个月才成立的强调“非意识形态”但偏向右翼的政党，成为了第四大党，赢得了20个席位（7%）。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一个君主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党，成为了第五大党，获得14个席位（5%）。其他7个政党，包括尼共（联合马列）分离出的一派——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社会主义者）（CPN (Unified Socialist)）、一些地区性政党和民族性政党，以及5位独立候选人，各赢得了1至12个席位。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次选举都大大增加了影响尼泊尔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也给尼泊尔具有包容性的民主政体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各共产党，特别是尼共（联合马列）、尼共（毛主义中心）和尼共（联合社会主义者），曾在2017年选举中总共获得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如今却遭受巨大损失，失去了超过30%的席位。大会党获得的席位增加了40%，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力量。地区性党派和民族性党派面临重大损失，而君主主义党派和新党派的得票率却大幅提高。

与世俗主义渐行渐远

选举结果为尼泊尔政治描绘了一幅暗淡的画面，至少未来5年是这样。表面上看，尼泊尔政治似乎正在走向不稳定，很有可能出现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1]。较大的政党需要得到其他许多较小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这使得后者在执政联盟中拥有与其体量不相称的权力。考虑到尼泊尔过去20年的政治，我们可以设想，尼泊尔政局仍将不稳。我们还可以设想，该国政党合并、分裂，以及讨价还价的既有政治“文化”将有增无减。

政治不稳定在尼泊尔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这个国家曾多次出现不稳定的政府，哪怕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例如，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主义中心）合并后，从2017年至2022年在议会中拥有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然而，这个绝对多数政府在任期结束前的2021年7月就垮台了。

尼共（毛主义中心）主席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化名“普拉昌达”（Prachanda），已于2022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尼泊尔总理，并得到了尼共（联合马列）、民族独立党、民族民主党和其他小党的支持。这次，普拉昌达脱离了与尼泊尔大会党的联盟，组建了与尼共（联合马列）的联盟。

普拉昌达在短短4年内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2018年5月，他将自己的党与尼共（联合马列）合并，并加入了尼共（联合马列）领导的政府。之后，他的党又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并于2021年8月与尼泊尔大会党组成联合政府。他的党又通过这个联合政府参加了2022年的选举。现在，他又脱离了与大会党的联盟，主要在尼共（联合马列）的支持下组建了自己的政府。普拉昌达的例子说明了尼泊尔政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机会主义。此外，他的政府由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党组成——包括君主主义和民主主义，以及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比通常的讨价还价和治理无方更令人不安的事情。选举结果证实甚至助长了尼泊尔政治朝着倒退、右翼、排他的危险转向。

倒退的、基于种姓的政治使尼泊尔成为世界上最不公正和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目前这种政治的巩固可以追溯到2012年5月28日，那时召开的2006年革命[2]后的第一次制宪会议没能成功起草出一部新宪法就被解散。尽管在尼泊尔有史以来最具包容性的议会中获得了所需的支持，但高种姓领导人却未能制定出一部宪法。

随后，尼泊尔选举出第二个制宪会议，起草了备受争议的2015年宪法，同时压制反对声音，特别是边缘群体的反对声音。2015年宪法没有解决尼泊尔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性别问题、社会排斥问题、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以及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曾导致过毛主义起义和2006年革命。相反，2015年宪法进一步巩固了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居住在山上的上层种姓婆罗门（Brahmins）和切特里（Chhetris）[3]——的权力。

尼泊尔宪法是现代唯一一部将世俗主义定义为国家保护所谓的Sanatan传统——即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宪法。目前的选举结果证明了占主导地位的种姓群体的持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最大政党、与印度国大党关系密切的尼泊尔大会党，在其最近的选举宣言中选择忽略“世俗主义”——这应当引起尼泊尔和印度内外的世俗主义者的关注。

边缘群体被进一步边缘化

2022年选举本身比往届选举更具排他性。在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 FPTP）[4]选举中，各党派出的妇女、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候选人数量较少（尼泊尔议会中165个席位通过简单多数制选出，110个席位通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5]选出）。在简单多数制选举中，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中心）各自只派出了两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而大会党则根本没有派出任何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在议会165个简单多数制席位中，只有一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候选人（属于尼共（联合马列））当选。占人口近4%的穆斯林社区没有候选人通过简单多数制当选。只有9名女性通过简单多数制当选。

由于宪法为妇女保留了33%的议会席位，各党派将提名更多的妇女参加比例代表制选举，以弥补这个较低的数字。宪法没有规定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议会席位配额。各党派在选举中推举妇女、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较少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党派由少数上层种姓的男性婆罗门和切特里领导人控制。此外，尼泊尔各政党内部也缺乏透明度和民主。

总的来说，达利特人和其他边缘群体在本届议会中的代表数量低于往届议会。尽管达利特人占全国人口的14%，但议会中总共只有16名来自达利特社区的议员（其中15人通过比例代表制当选）。议会中只有6名来自穆斯林社区的议员（占2%），他们全都是通过比例代表制当选的。原住民群体（被称为贾那贾提人（Janajati））在议会中虽然有较高的代表人数（67名，占24%），但这一数字仍低于上次选举。

这次选举进一步加强了上层种姓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目前当选的议员几乎一半（131人）属于婆罗门和切特里种姓。各党派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办法，来增加上层种姓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例如，在为提高妇女和边缘群体的代表权而采用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中，尼泊尔设法为占主导地位的种姓规定了席位配额。

右翼的复苏和资本主义的巩固

选举帮助右翼政党巩固了他们的议程。旨在将尼泊尔恢复为一个统一的印度教王国的民族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民族民主党经历频繁的分裂，仍能取得这一胜利，部分是因为它与最大的左翼政党尼共（联合马列）的联盟。民族民主党争取的对象是那些认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尼泊尔宪法规定的包容性、世俗主义和联邦制威胁的群体，特别是上层种姓群体。民族民主党的胜利清楚地表明了尼泊尔政治中的右转倾向。

民族独立党的成功也同样重要。尽管该党尚未正式宣布其政治意识形态，但其领导人已对世俗主义和联邦制表现出公开的反感。

其他政党，包括左翼政党，也在向右转，尼共（联合马列）与民族民主党的联盟就是一个象征。一位著名的君主主义领导人卡迈勒·塔帕（Kamal Thapa）在尼共（联合马列）的选举旗帜下参加了选举。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KP Oli）在建造印度教庙宇、举行宗教仪式和宣传印度教神话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政治资本。奥利在担任总理期间曾组织过一次宗教游行，游行者从他在加德满都的住所出发，前往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奇特旺（Chitwan）下辖的一个镇，并树立了印度教神话人物罗摩（Rama）和拉克什曼纳（Laxmana）的塑像，声称罗摩是在尼泊尔而不是在印度出生。尼共（联合马列）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实践方面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民族民主党似乎并无不同。

联邦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党，如尼泊尔社会主义人民党（People’s Socialist Party Nepal）和尼泊尔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 Nepal）在选举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尼泊尔社会主义人民党由乌彭德拉·亚达夫（Upendra Yadav）领导，亚达夫曾在2007年至2008年的马德西运动（Madhes Movement）[6]中成为马德西人的领导人。尼泊尔民主社会主义党则由另一位马德西领导人马汉塔·塔库尔（Mahanta Thakur）领导。这两个政党总共只赢得了20个席位（7%）。它们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选民不认可其议程，而是因为其领导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腐败政治，他们对使自己崭露头角的东西缺乏明确的认识和承诺，特别是对于马德西人的权益问题。同时，他们的失利也意味着联邦制和包容性在尼泊尔政治中的边缘化。

一个令人瞩目的结果是，大量的承包商、商人和实业家通过不同的政党参加议会选举而当选议员，其中包括那些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党。超过20名实业家、商人以及许多来自尼泊尔著名建筑公司的承包商成功当选。例如，尼泊尔唯一的亿万富翁比诺德·乔达里（Binod Choudhary）曾两次通过简单多数制选举当选议员，这次则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当选议员。尼泊尔的选举已经深受富人影响，而现在经济精英将对政策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即使是左翼政党也推行着官僚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变得对自己的阶级流动感兴趣。近年来，左翼政党与富人和商业阶层建立了联系，事实证明，他们成功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左翼领导人和干部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校、大学、合作社和医院的中间人、承包商和投资者。

左翼的衰落和未来的挑战

去年（2022年）11月的选举证明了尼泊尔左翼的衰落。人们可以把左翼的失败归咎于它过多的分裂，但这是一种懒惰的分析。分裂尽管似乎是造成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却不是真正的原因。

尼泊尔的共产主义政党因分裂而名声扫地。尼泊尔毛主义者自2006年加入和平进程以来，已经分裂成至少6个政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截至目前，尼泊尔至少有十几个政党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政党或者至少是左翼政党。然而这些政党衰落的主要因素是，它们越来越远离穷人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这些政党尽管声称自己是左翼、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但从它们的实践来看，人们完全可以公正地说，尼泊尔的左翼正在向右偏移。因此，尼泊尔的普通人对它们的看法也越来越消极。

尼泊尔的左翼政党没有执行它们的宪制任务，即重组社会和国家，使宪法更加民主和以人民为中心，反而在这个议程上倒退了。它们没能准确地诊断出尼泊尔社会基于种姓和阶级的矛盾。因此，使尼泊尔社会革命化的希望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而左翼政党本应与此联系在一起。

尽管尼泊尔左翼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越来越右倾，但它们仍然设法赢得了大量选票——大约43%。原因有很多，但有一点很清楚：吸引这些选票的不是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而是它们对民族主义和印度教的顺从。

去年11月的选举为严重倒退和右翼政治的复苏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尼泊尔的统治阶级对于即使很小的改变也感到不满，并打算推翻这些改变。这样的逆转在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毛主义）合并后形成的“左翼”政府执政下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在右翼政党主导议会的情况下，这种逆转将进一步加速。

近年来尼泊尔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有所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意味着人们对国家不再感到愤怒和沮丧。边缘群体和穷人的反抗目前比较平静，这并不是因为当局对他们更加公正或公平，而是因为尼泊尔各政党一面拉拢代表边缘群体和穷人的领导者和活动人士，一面压制异议。与此同时，尼泊尔正变得更加排他，在过去20年取得的成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