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的转变 -- 《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连载

自2022年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以心理战操纵舆论的行动，目的是赢得群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开始，国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全天候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各自垄断的大众媒体，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发动了彻头彻尾的虚假信息战，直至公开鼓吹战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of Opportunism）一书证明了：

“在危机中，当代价和负担被转嫁给群众时，当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发展或即将发动战争时——简而言之，当矛盾加剧时，机会主义就按照规律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它的指导原则是宣扬工人阶级完全服从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2021年2月19日，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的“美好”的一年之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承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北约国家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并没有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是大多数资产阶级分析家所掩盖的事实，而是使之系统化地成为美国霸权主张的战略和策略。为了掩盖其政策的核心，拜登以沙文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虚伪说辞——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使命——来推销这个项目。

这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际工人阶级无论如何都应该充满爱国心地认同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战争煽动，不应该追求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积极抵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不应该转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而应该接受“小恶”——美国或西欧帝国主义的“民主”，据说比俄罗斯或□□的“民主”要好得多。

早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俄罗斯群众中煽动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在《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一文中，他散布了“本土运动”（völkisch）[1] 式的蛊惑言论：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古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

有了这样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普京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入侵乌克兰，而且也为更多的征服活动做了准备。然而，在他“本土运动”式的民族主义幻想中，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基辅（古）罗斯是一个主要由乌克兰部落组成的封建国家。后来，俄罗斯沙皇把非俄罗斯的民族和领土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将俄罗斯变成了“各民族的监狱”。

所有那些为两个帝国主义交战方中的任何一方辩护的人，请好好看看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误导性解释所做的评论：

“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2]

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影响着212个国家的超过10亿人，主要是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频道；通过“今日俄罗斯”（RT）、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以及社交网络上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也被称作网络纵队），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者也在100多个国家美化着他们的侵略战争。“今日俄罗斯”仅在拉丁美洲就有近3000万粉丝；“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也在以32种语言向五大洲的2.89亿“用户联系人”传播所谓“德国观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从早到晚地在战争中心进行“现场”报道——被炸毁的房屋和悲痛欲绝的乌克兰儿童的可怕画面、俄罗斯军队犯下暴行的照片、对受影响者的采访——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客观的印象，让人觉得自己是在近距离接触战争。然而除了士兵们正在“英勇”抵抗之外，人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消息。

同时，媒体注重于调动情绪。武器运送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是一种表达同情心、同理心和团结的方式，而且别无选择。

在德国，新闻和谈话节目最新发生了普遍的军国主义化。对高级军官的访谈被认为理所应当，每天都在进行，这使大众参与到了德帝国主义战争进程的战略考量中来。几个星期以来，资产阶级媒体审查制度禁止了任何批评的、进步的或和平主义的观点的代表。即便他们偶尔被接纳，通常也会被称作“普京的朋友”。脱口秀主持人的“批判性询问”通常来自右翼。在大部分时候，他们不加批判地传达了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及其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对大规模武器运送的煽动性立场。

随着向社会沙文主义路线的过度，所有改良主义党派的危机进程都展开了：之前在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绿党的纲领还在承诺“结束对战区出口欧洲武器”。

但新政府的“责任”要求他们“塑造”德国外交政策战略的变化。安东·霍弗雷特（Anton Hofreiter）以前被称作绿党中的“左翼”代表人物，现在却被证明是最大的鹰派之一。他要求德帝国主义以“最残酷形式的现实政治”来回应俄罗斯新帝国主义“残酷无情的本性”。霍弗雷特奉行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在极短时间内就将这位反核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

89名绿党成员表示了真诚的担忧，并有理有据地警告了党的领导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你们要怎么做……？要让北约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吗？”这一警告并未成功。

左翼改良主义党派左翼党（Die Linke）在多年来对新帝国主义俄罗斯轻描淡写的企图公开失败后，踉跄地陷入了生存危机。对于联邦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党内出现了激烈的矛盾。该党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投票反对重整军备计划，然而一些有代表性的领导人物却急切地支持这一计划。

例如，德国左翼党成员、图林根州州长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于2022年3月2日在格拉市（Gera）的和平示威活动中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

他还激烈地批评了党内仍然人数众多的反战人士：“简单地抨击北约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这位“左翼”州长就这样表明了他对德帝国主义的无条件忠诚。2019年1月14日，他还曾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前献花，媒体对此做过广泛的报道。与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今天十分相关的口号：“一个人、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制度！”[3]

沙文主义传播得如此之广，甚至在通常被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的媒体中，法西斯主义也被轻描淡写。例如， “德国编辑者网”（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于2022年5月20日发表了乌克兰大使梅利尼克的整版访谈，其中梅利尼克将亚速营（Azov Regiment）描绘成完全无害的“勇敢战士”。别忘了，这是一支使用法西斯党卫军标志的部队，自2014年起就参与了对顿巴斯人民的战争罪行。亚速营首任指挥官安德里·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早在几年前就以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立场，公开支持“世界白人种族……反对犹太人领导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4]”的“十字军东征”。亚速营的主要赞助人是乌克兰第二大垄断资本家和寡头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此人曾决定性地支持了泽连斯基的竞选，在他的私人电视频道“1+1”上让泽连斯基一炮而红。

芬兰加入北约的理由，就像脱口秀里的口头禅一样：芬兰在1939年至1940年英勇“抗击”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而在当时，反动的芬兰政府——代表着亲法西斯的各国帝国主义政府——拒绝与社会主义苏联就边界调整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而这些边界调整对苏联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对芬兰来说也是有利的。这是事关保护列宁格勒的问题，特别是保护列宁格勒免遭希特勒法西斯的即将发生的入侵。但芬兰却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动了攻击。在击败主要反动分子曼纳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军队后，苏联并没有占领芬兰。而仅在一年之后，芬兰政府就参加了希特勒对苏联的法西斯战争来“回报”此事。

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才能作为指南，来看穿那些由许多伤感所掩盖的沙文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反共主义的论调，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反对战争及其扩大的情绪就越强烈。2022年3月中旬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德国民众赞成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到5月3日，只有46%的人仍然赞成提供进攻性武器。关于北约和反对德国政府战争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

当权者不可能让群众永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尽管他们声称拒绝提供武器是“忽视援助”，会把乌克兰人民“留给俄罗斯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愤怒”。无论形势多么复杂，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联盟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和声援各国人民而发动的！目前只有一个替代的选择：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各国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用革命斗争来反对各自的政府，正是这些政府为了摧毁各自的敌人而发动了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反对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斗争给国际工人阶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追随资产阶级的人，如格留特利派，常常这样提出问题：

要么我们在原则上承认保卫祖国的职责，要么我们就使我们的国家没有防御能力。

这种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

要么我们让自己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送死，要么我们就使大多数被剥削者以及我们自己不断地进行准备，以便用比较小的牺牲达到夺得银行、剥夺资产阶级、最终地制止物价飞涨和结束战争的目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