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丹危机的背后黑手

苏丹人民正在继续经历冲突和暴力，然而各国际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几十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实施的紧缩政策和削减开支措施在该国生活条件的恶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苏丹国内两大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已持续四周，造成700多人死亡。许多苏丹平民已经逃离首都乃至整个国家，而战斗仍在继续，尚且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到目前为止，评论家们一直密切关注军事派系和种族冲突。而对于苏丹的粮食危机，则给出了一种简化的解释，比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乌克兰战争。而这些危机的根源——宏观经济政策和为其推波助澜的机构的重要性却往往被忽视。

“粮仓”之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苏丹，特别是在农业部门推行自由化，以促进出口。自由化意味着消除贸易壁垒，消除对外国投资的障碍，同时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规模和权力。正统经济学是富人和权贵的意识形态。苏丹这类试图发展的贫穷国家承担不起自由贸易制度。它在发展其农业时，本应首先为本国人民服务。

现在看到新闻里的苏丹，很难想象它曾经注定是“非洲粮仓”。的确，苏丹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而且还有适于耕种的土地。正如乐施会（Oxfam）[1]在2002年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快速的农业自由化是非洲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加剧的一个关键原因，其后果至今仍历历在目。自由化政策也与殖民时代的采掘行为惊人地相似，在这种情况下，苏丹被变成世界农场，但其人民却在挨饿——在那时，当地和非当地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也为殖民列强榨取非洲的财富和剥削非洲的劳动力提供便利。

苏丹人口多样，有600多个民族，讲400种语言，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该国经历了两次内战和三次政变，以及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领导下长达30年的军事独裁统治，该政权于2019年在一次抗争后垮台。而后苏丹在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Hamdok）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过渡政府，但这个政府十分脆弱。2021年10月，军方解散了这个政府，并将总理软禁起来，这导致了抗议和随后的暴力镇压，使得100多名平民死亡，伤者更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涉足苏丹事务。迄今为止，苏丹在内战和冲突期间至少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次援助。仅在1979年至1985年间的尼迈里（Nimeiri）[2]统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苏丹就有5个贷款项目。在这些项目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为苏丹政府提供咨询和政策建议，以“帮助”苏丹提升信誉和进入国际市场。

从苏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关系起，苏丹就处于弱势地位。70年代雄心勃勃的发展项目，加上多年来不明智的投资，使该国陷入了严重赤字，不具备与国际机构和外国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一种非常专制的方式对待苏丹，提出条件，并期待苏丹政府执行，却不关心它如何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苏丹关系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前者几乎总是期待苏丹在接受贷款前就能自己提出和实施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待苏丹的处罚也很严厉，只要（苏丹）有丝毫不遵守或政策分歧的迹象，就会切断信贷和援助，并施加越来越苛刻的条款。这种互动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学者们把苏丹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中的权力斗争。

抗议、暴动、政变，周而复始

20世纪70至80年代，由于补贴削减和货币贬值使基本商品变得昂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苏丹“引发”了多次骚乱。对于苏丹这样一个被派系分裂的多元化大国来说，此种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社会动荡。1985年的一次抗议活动在军方的干预下导致了政变。学者们研究了过去4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期间（苏丹的）社会动荡，并发现了其与政变的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在人民和政权精英中都创造了赢家和输家，而“失败”的精英们会推举一个更有可能拒绝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条件的新领导人。苏丹的多元化特征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助长了该国的内部冲突。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国投资的推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外国参与者的利益受到威胁，又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并使苏丹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的温床。

2012年的反紧缩抗议活动中，数千人走上首都喀土穆街头。民众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燃料补贴以及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感到愤怒，并要求巴希尔辞去总统职务。冲突随之而来，它还导致了另一次政变企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推动削减补贴，要求政府“传达价格补贴的缺点和改革的紧迫性”。报告指出，削减补贴应逐步实施，同时也承认，“鉴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补贴改革）应在价格进一步上涨之前启动”。补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但对人民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契约，能够让他们知道政府关心他们的福祉，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2013年，对抗议的暴力镇压造成230人死亡。

苏丹目前的冲突源于2018年12月，时任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再次终止了对燃料和小麦的补贴。这次针对巴希尔的政变成功了，但是抗议和暴力镇压一直持续，造成数百人丧生。直到军队再次接管，最后才达成妥协，成立了过渡政府。

尽管有这些前车之鉴，文官总理哈姆多克在2021年本应“改过自新”地再次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此时却发生了意外。而且（苏丹）在签署协议之前的2020年开始削减补贴，当时该国正在与新冠疫情作斗争并面临其他挑战。

自2021年10月以来，苏丹人民以数百条生命为代价抗议军方接管。表面上，“国际社会”似乎通过暂停援助和债务减免来惩罚军事政变，但实际上，军事政权在谈判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甚至可能在制定“和平条款”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人民的要求一直是明确的，他们要求正义，要求结束军事政权，最重要的是，要求彻底重组苏丹的经济，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

一个真正的变革进程，首先只能从了解人民不满的根本原因开始，例如，承认军事精英不仅残酷对待任何形式的异议，而且还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被他们自己和外国势力占用。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民间社会组织在谈判桌上获得优势席位，以便能够听到和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