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 --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如果不了解机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就不能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战胜机会主义，就不能采取措施来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任务。

具体地说，产生机会主义的一般经济条件与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有关。

马克思在研究股份公司的形成时，就提到了“新经济贵族”，这指的是处理股票发行和交易的“一种新型寄生虫”。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寄生性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除了股票持有者——寄生虫之外，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也就是“工人贵族”。

列宁证明了机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具体联系。垄断组织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能够利用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而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来收买一部分工人阶级，以此来形成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社会支柱。列宁分析道：“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1]

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是：“……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2]

列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警示为出发点。恩格斯在他于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信中说道：“……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3]

列宁提到，恩格斯于1882年9月12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4]

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上述论断。在那个时期自然的是，该国工人运动已经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写道：“但是英国的特点是，它从19世纪中叶起至少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就这两点来说，英国当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分析这一例外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现象和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暂时的胜利）之间的联系。”[5]

列宁分析了工人贵族及其与决定性地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说明了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现象的机会主义的经济本质：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6]

不能用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工人贵族”的扩张，不能认为这是只涉及到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济部门甚至是某些公司的社会现象。此外，这不是由工资水平决定的。需要做的事情是，基于总体上的阶级特征（即在劳动的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对一个部门或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进行比较研究，并相应地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在这个（界定工人贵族的）问题上，每种只考虑事物的一个方面的做法（例如把工资水平作为绝对的标准）都只会让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例如，矿山里在有损健康的工作条件下工作的高薪专业工人，如果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担任管理工作，并且他/她的劳动受着极重的剥削，那么他/她就不能被归类为工人贵族。

此外，不能把工人阶级中间因为各种物质因素和阶级出身而拥有小资产阶级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每个阶层同“工人贵族”混为一谈，不能因此就把他归入“工人贵族”。

雇员-工人的总收入通常与其工资水平不一致。在拿工资的劳动之外，他/她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部分额外收入（小型农业生产、个人商品生产、提供与工资劳动有关的服务，例如被雇佣的医生同时也可能在提供个人咨询服务、财产租赁等）。需要考察这些雇员-工人究竟是直接劳动还是监视别人劳动，亦或是做着某种既不是管理劳动也不是直接劳动的中间劳动。

列宁在他的时代指出，“工人贵族”的现象也与“受雇”工人获得工资的方式有关。它还与战后国家垄断的扩大以及资本在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积聚和集中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二三十年里，考虑到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稳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多方面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提高了收买部分工人阶级的能力和程度。

各国的“工人贵族”首次出现并确立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全世界扩散和深化的时期。它在希腊的特征是通过欧洲经济委员会（EEC）/欧盟（EU）项目的管理机构进行扩张。当代“工人贵族”存在的基本和典型形式是工会活动家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中的带薪席位。这一现象更是与希腊在市场自由化和巴尔干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的直接资本输出广泛地联系在一起。

帝国主义有能力在更多的国家促进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催生“工人贵族”，这一基本论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垄断组织统治的框架内，在生产大幅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增长是通过带有资产阶级偏见、习惯和生活态度的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来实现的。因此，举个例子，今天劳资关系在原本个体经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间的扩大，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些社会力量因为他们自身的阶级出身，客观上更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观念的影响，这种小资产阶级观念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引起他们的动摇。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被迅速变化的心理所支配，被过度乐观、急躁和失望交替支配，缺乏纪律，对有组织的斗争缺乏信心，害怕革命变革，幻想在很少或根本没有牺牲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等等。这一趋势[7]在长期而深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是这一危机大规模摧毁了这一阶层并将其无产阶级化）得到加强，而随着原国有生产企业（能源、电信、运输、制造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的负面变化（终身雇佣制度的废除），这一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众突然涌入到工人阶级运动中，再加上他们经济状况的迅速变化，可能会导致劳工运动的突然爆发，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更大的退却。

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中探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国际上发展的原因时提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事实本身，是周期性地产生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工人运动，而是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一批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个个新的劳动群众阶层被卷入运动，就必然会引起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犯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周期性地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