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指挥官安东尼奥·加西亚访谈

哥伦比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几十年来，一直被保守主义的法则所主宰、被美国政府和外国资本的需要和要求所支配的这个国家，终于即将迎来一个进步的政府。

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Historic Pact）今年6月的胜选，为这个国家保证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权利包括该国所有社会群体的住房、教育、医疗以及更多的权利，该国许多社会群体在历史上一直被否定或排除。

它也将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的可能性摆回了桌面。在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的统治下，该国在实现和平方面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2016年在古巴哈瓦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签署了和平协议，并与民族解放军（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ELN)）开始了对话。

然而，在伊万·杜克政府（Iván Duque）治下，这些成就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哈瓦那协议遭到了系统性破坏，预定的方案也遭遇了杜克在资金上的掣肘。超过330名和平协议的签署人和后来加入的前战斗人员遭到暗杀。在杜克的总统任期内，与民族解放军的对话进程被无限期搁置，也没有再提出任何协商举措。

民选总统古斯塔沃·佩德罗（Gustavo Petro）和民选副总统弗朗西娅·马克斯（Francia Márquez）重申了他们的承诺，即在国内构建持久和平的环境并实现社会正义，以及重建杜克政府试图摧毁的一切。最近，马克斯在就职典礼之前进行了拉丁美洲之行，在此期间，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已经提出可以主持哥伦比亚政府和民族解放军之间的和平会谈。

为了解更多与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以及和平进程休戚相关的重大事项，一些独立媒体平台获得了对民族解放军第一指挥官安东尼奥·加西亚（Antonio García）进行一场独家访谈的机会。安东尼奥·加西亚分享了他对目前形势以及和平前景的分析。

问：民族解放军最近迎来了成立58周年纪念日。促使民族解放军崛起以至今天仍然保持武装的社会因素有哪些？又是什么促使你加入了民族解放军？

答：要思考这一切的由来就要回忆暴力时期（从1948到1958年的这一时期，充斥着自由党（Liberal Party）游击队和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暴力）之后伴随着人民斗争、建立革命游击队的痛苦经历。为了消除暴力，自由-保守两派的寡头们在1957年达成了几项协议，这些协议几经修饰，直到他们建立了全国阵线（National Front）。1958年5月举行了选举，8月7日第一任总统宣誓就职；从那时起，政府每四年轮换一次。自由派游击队在一场只为遣散他们的谈判中遭到了欺骗和背叛。

接下来就到了在暴力的自由派游击队遗留的基础上组建游击队的尝试阶段了。在此期间，作为寡头计划的一部分，一些反抗领导人，比如费德里科·阿兰戈·丰内格拉（Federico Arango Fonegra）和安东尼奥·拉洛塔（Antonio Larrotta）被这些组织内部的人暗杀了。

一个新的独立于寡头政治影响的革命游击队，在当时不得不成为对这些错误进行反思的产物。这就是年轻的反抗领导者们要承担的任务。这些年轻的反抗者包括：巴兰卡韦梅哈（Barrancabermeja）的石油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还有大学生和那些不愿被赦免的游击队员，以及在桑坦德省（Santander）的拉斐尔·兰格尔·戈麦斯（Rafael Rangel Gómez）领导的自由派游击队的命令下进行斗争的人们。这三股力量促成了第一个农村游击阵线的诞生，它于1964年7月4日进行了第一次行军。然而民族解放军的城市游击队也已于一个月前就发动了突然袭击以支持人民事业。

武装反抗的出现有其社会和政治性质上的原因。首要的一点在于绝大多数国民所面对的不公正现象，这些现象是政治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有利于精英，精英们因大多数人的贫困而生活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正是精英统治着这个国家，他们利用政治、军事、法律和媒体的力量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以帮助那些与美国利益挂钩的经济权力集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大搞政治排挤、迫害和杀戮。正是这些政策和实践，让政治犯、流放、流离失所、刑讯逼供、屠杀、失踪以及种族灭绝得以存在。一些事实被政府否认了，比如政治犯，其他的则成了统计数据里冷冰冰的数字的一部分。

在这种性质的斗争中，不可能存在个人化的原因。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遭遇这种现实，每个人都从其他人那里看到了痛苦和苦难；每一张脸和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每一座城市和每一片田野的需要，都是一样的。人类的本质就是社会性的，从这一点上来理解，斗争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且背负起了共同命运的责任。这意味着，它绝不接受社会上的不公正，并且为能够成为给所有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一部分而感动。

在年纪尚轻的时候，我曾是我们学校里的一名学生领袖，曾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在莫科阿（Mocoa）为学生、农民和移民们的诉求而投入斗争，那里是我在70年代早期的故乡。然后，我参加了桑坦德工业大学（Industrial University of Santander）的学生斗争和群众斗争；在这些相同的斗争中，在这些相同的地方，在人民群众的邻里之间，我遇到了许多其他的同志，我们最终认同了人民的愿望，认识到最好的选择就是加入民族解放军并下定决心要找到它。

问：可能的和平对话将是怎样一种场景？哥伦比亚的重要部门是否有实现和平的真实意愿？之前的协议具有哪些错误或消极因素，民族解放军在谈判桌上将不愿放弃哪些条件？

答：在上一届杜克政府那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设置了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条件。他们想让游击队在某种意义上合法存在，但是那种革命游击队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因为光是拿起武器就已经是非法举动了，要终结它就意味着要承认它，然后规划出能克服这种冲突的道路。

重要部门内的和平意愿一直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认为克服武装冲突就是消灭武装对抗，他们着力于解散游击队，对战士解除武装并让其重回社会。几乎所有的和平进程都关注这一点，还有就是给遣散的战士一些政治上的好处。然而，对于引起冲突并一再产生着矛盾的根源却几乎没有任何行动来加以解决，这些根源有着政治和社会的性质，比如贫穷、人民群众缺乏支持和社会计划、政治排挤、镇压，以及政治参与在决策制定中的缺席。

从1991年起，民族解放军就一直有意与政府展开对话，从而为冲突建立政治上的解决方案。然而正是政府放弃了协商，或是拒绝签署协议，伊万·杜克拒绝尊重由上任政府签署的协议，更无视了充当保证人的那几个国家。民族解放军从没有为任何一届政府设置条件，如果真正渴望和平，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放在桌上讨论和检验，这一点是再清楚明白不过的。

问：在你看来，和平与社会公正的概念之间应当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和平吗？在哈瓦那签署的和平协议遭到了系统性破坏，对此你作何评判？

答：和平，在历史上一直与战前或战后的一段时间相关联；就好像这些“和平”时期对整个社会及其所有成员来说都是更好的一样。在许多时候，人们赢得或输掉了战争，但是战争的输赢并不是人们寻求更好生活的原因，而是因为，组成战斗力量的一直都是穷人。

和平并非总是与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有关；它通常只与武装冲突的缺席有关。因此，接踵而至的常常是与社会公正和福利相反的事情，因为独裁政权的建立是为了让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受益，他们利用权力继续中饱私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阶层被迫拿起武器，因为要实现有利于赤贫的、被拒斥的绝大数人的变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劳动的剥削。机器和原材料本身并不产生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需要工人。当资本主义受到威胁时，它就会向改革和签订协议张开双臂，正如二战结束时曾发生的那样，它会愿意实行社会资本主义或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因为东欧的社会主义的优势让它感受到了威胁。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协议宣告终结，福利资本主义也走到了尽头，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开启了。资本主义拒绝沿着与劳动约定的道路发展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各个残破的社会和国家，各大洲都上演着社会和政治冲突，即便是所谓的第一世界也受到了社会爆炸的影响。显而易见，没有斗争就没有社会公正。

考虑到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于2016年结束的协商，对我来说，很难回应我一直以来持批评态度的事情，无论是协议还是达成协议的方式。我只能做出这样的思考：谁能确保相关方将会遵守协议？正确的做法将能够阐明这种方法论上的疑问，如果没能做到，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参与谈判的那些人的过错，因为在这类进程中，人不能仅凭诚意行事，因为许多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参与和平协议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这一事实向那些当权者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

问：去年一年，我们见证了哥伦比亚一场强大得令人惊讶的群众动员，以及一个巨大而多样的关于改变和社会改革的图景，哥伦比亚政权无法以其暴力和笼络的传统形式来压制它。你如何看待这一进程和最近选举胜利之间的关系？它对实现真正的革命目标具有怎样的影响？

答：最近三年社会上发生的斗争和群众动员是压抑的环境的产物，不是因为此前没有斗争，而是因为国家系统性地使用军队和警察力量及其准军事团体而制造的恐惧情绪压制了这些斗争。成千上万人遭遇谋杀、失踪和监禁，上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被放逐、被征收财产。即便如此，人民依然坚持斗争和抵抗，正是永不放弃的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让我们走向了2019年11月21日、2020年9月9日和2021年4月28日的伟大抗议。

斗争的爆发让我们所有人都觉醒了，但使其成为可能的并不是那些号召投降的人。新一代的年轻人向上一代人学习，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了这些伟大的动员之中，三代人一起游行：祖父母辈、父母辈以及孩子们。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们所有人都为同一件事而斗争，而这件事是他们年轻时就曾为之斗争过的。新的诸如妇女、原住民和黑人社区、农民、工人、失业者、城市居民以及LGTBIQ+群体的社会活动家，用他们的政治议题和经验，用城市斗争的新形式，以及他们对动员起来的诸如守卫和一线人士表达的保护和捍卫，都为斗争注入了多样性。

当然，这里也有反对动员的声音。有人说如果抗议不停止，选举进程就会受到影响。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正是这股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让哥伦比亚人的心中有了对于改变的需要和实现改变的信心，并且相信改变的真实可能性存在于人民动员起来的力量之中。

实际上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社会运动可能会被机构团体们占领，进而放弃了继续抗争的斗争性。但是，必须明白新政府实现其承诺的余地十分有限，因为它与寡头部门签订的协议以及它将面临的资源极度缺乏。因此，要赢得人民提出的许多主要的革新要求，必须通过动员，而且还要看政府能提供什么。

问：考虑到在最近的选举结果中，代表历史公约联盟这一政治力量的古斯塔沃·佩德罗和弗朗西娅·马克斯赢得了胜利，对这一选票上的胜利你作何评价？该政府具有哪些变革的真实可能性，主要的阻碍将会是什么？

答：在哥伦比亚，人们对旧政治感到倦怠。而在此之前，人们对政治参与也十分冷淡，因为选举机器控制着流程，一切事情都已经被决定好了。即便时至今日，区域性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1]仍旧继续保持着部分的那种控制，大约有一半的选举势力掌握在他们手中。

结果就是，超过一半的人们支持历史公约联盟或是加入它，因为没有吸引他们的其他政治选项了。鲁道夫·赫尔南德斯（Rodolfo Hernandez）不是一个真正的候选人，而是右翼计算失误的产物。右翼吹捧他，目的是拿走佩德罗的选票，所以他不能在第一轮取胜，这样费德里克·古铁雷斯（Federico Gutierrez）才能够进入第二轮，但是鲁道夫却击败了费德里克进入了第二轮。生活总会给人以惊喜。

当然，历史公约联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有民主化的提议。然而，为了在议会中掌握多数，它不得不与一些中右翼势力联合。这意味着它将不得不与这些势力协商改革，在这些势力那里，这种改革的范围就难以预测了。

实施深度改革的主要阻碍在于哥伦比亚寡头政治的本质，这一寡头政治习惯于在禁止抗议的条件下进行统治，习惯于镇压抗议者来阻止改变。现在，它将尝试在议会中阻碍改变，随后还将诉诸于外国佬指示下的旧手段，蓄意破坏经济、外交和实行经济封锁，当然还会有旧的干涉行动。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将在美国引领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本质中看到一个转机。

当然，如果哥伦比亚社会将有一场真正的变革，人们必定会支持它，而且它也只能通过群众动员来实现，正如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中带着力量和毅力所完成的那样。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发端于中世纪，然后以一种单一体系全力运作。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里，既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有工业几乎毫无发展的国家。一些国家和政权还涂有少许的民主色彩，带有一些社会考量，然而也有高度精英主义的权贵圈子；另一些国家则是公开的独裁政权，还有一些国家伪装成民主的样子，比如哥伦比亚。资本主义将永远制造落后、依附和排斥，这就是为什么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佩德罗提出要让资本主义现代化，给它打造一张充满人性的面孔，但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植根于对人类的剥削和异化以及对自然的掠夺。让哥伦比亚经济现代化，意味着与落后的地主、牧场主以及为毒品资金洗钱的阶层作对。他们在过去四十年里已经完成了巨额资本的原始积累，以涉毒的准军事组织的暴力为基础，最终接管了哥伦比亚国家。

佩德罗将能够掌握政府的一部分公共财政，但他将无法涉足在哥伦比亚掌控着权力的深层国家。替代性社会和政治运动将在有利于大众利益的改革中与佩德罗站在一起，但是运动必须远远超越政府的倡议，保持其对变革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