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女工与“赶跑戈塔村”运动

自从4月要求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下台的“赶跑戈塔村”（Gota Go Gama）[1]抗议活动开始以来，统治政权做出了一些改变以图保住权力，比如更换总理、内阁，并在最近任命斯里兰卡最富有的企业主之一——达米卡·佩雷拉（Dhammika Perera）执掌财政部。

尽管如此，政府仍难以遏制外汇储备的下降，难以买入重要的进口商品，比如食品、燃油和药品。人们为购买燃油排起长队。现在经常出现停电，不过科伦坡一些享有特权的郊区地区不受影响。

佩雷拉通过和主要政党的政客结盟，成为了头号资本家。他拥有3张赌场特许证（全国共计5张），还曾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投资部领导。投资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各种补助——包括允许外国公司进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s (FTZs)）（也叫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来促进外国投资。

斯里兰卡于1978年创立了若干自贸区，用以扩大斯里兰卡的加工业。自贸区内的工厂主要生产服装，它们的运作融入了北方国家[2]著名商标品牌控制的国际生产网络。最大的自贸区——卡图那雅克（Katunayake) 正是创立于1978年，位于首都科伦坡附近。该自贸区拥有航运和机场设施。

自贸区对外资的核心吸引力之一是：它能提供廉价的、顺从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主要由青年女性构成，她们一般在这里工作5至10年，然后回到自己的村庄或城镇里去。

工厂工作很折磨人。生产目标定得很高，惩罚措施很严格，工作时间很长，休息时间很短。每当工人们完成一天的工作，他们就回到附近拥挤的宿舍里去。

从一开始，自贸区工人就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但是工会活动始终受到限制。然而，自贸区内还是活动着一些工会，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比如“妇女中心”（Women’s Centre）。

“妇女中心”负责人帕米尼·维拉苏里亚（Padmini Weerasuriya）向《绿色左翼》（Green Left）讲述了正在发生的人民抗争和女工斗争。

问：自贸区女工们是如何与“赶跑戈塔村”人民抗议活动联系起来的？

答：我们1982年起就致力于女工权利。一开始，他们说要在卡图那雅克自贸区创造10万个工作岗位，但直到今天还没做到。整体上看，这个提供就业岗位的计划是失败的。

他们想要廉价而顺从的工人，尤其是女工，因此他们忽视了这些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工人的权利。他们忽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性别暴力、男性骚扰、工资不足、缺少假期，等等。

有些女工其实有资格上大学，但却只能进工厂工作。其中有些人被提拔到了熟练工人的岗位，但工资还是很低。

我们不能认为当前危机的原因是新冠病毒。它主要是因为这些统治者的经济管理十分糟糕。

上一届政府，即2015年至2019年的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政府，曾试图缓解问题，因为它是在工会和各种民间组织支持下上台的。它颁布了第19修正案（该修正案摊薄了总统权力），并建立了独立委员会来调查政府腐败问题。然而，那届政府同样卷入了洗钱丑闻。

这让拉贾帕克萨政权重新掌权。因为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2005至2015年的总统）已经不得民心，他们就选择让（马欣达的兄弟）戈塔巴雅——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军人——去竞选总统。

刚一上台，戈塔巴雅就把军事人员指派到一些地区当行政长官。我们的公共行政系统本来还不错，许多有知识的男女为其工作。但这种军人思维动摇了公共行政系统，让国家机关无法运转，这就造成了许多问题。

戈塔巴雅颁布了一份新的宪法修正案来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开始像独裁者一样执政。他做的关键事情之一就是减税，这导致了公共收入减少。

同时，斯里兰卡也在不断损失外汇（这是因为，“棕榈主日爆炸案”（Palm Sunday Bombing）[3]影响了旅游业，而新冠疫情则导致了境外工人汇款减少）。我国是国际公认的旅游胜地，但戈塔巴雅却糟蹋了这一优势，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

这些都影响着青年。大学教育中断了。大部分大学生都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他们丧失了就业机会。即便是那些富有的中产阶级青年也无法凑齐出国留学的美金。在他们眼里，戈塔巴雅就是他们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要求戈塔巴雅下台回家。

过去发生过很多次断电和限电，但是断电并没有影响到总统的住所。因此人民不能再忍耐了。

在一位女性反对派政治家的领导下，一群妇女率先前往总统的住所门前抗议。断电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她们要处理家庭中所有照顾他人的工作。

也有来自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们出来抗议。他们独立于政党自己动员起来，参与了静坐抗议。他们是受过教育的、有创造性的年轻人。

抗议活动后来从总统住所移动到了几个街区外的加勒菲斯（Galle Face）[4]附近。抗议者在那里建立起了“赶跑戈塔村”。

站在第一线的并非那些有社会抗议、激进行动经验的人。然而，其中有一些人是激进行动经验丰富、曾被国家镇压的人的子女。这些年轻人拥有新的力量。这不是什么即兴的抗议活动。有些人肩负着父母的苦难。这是一种新的发展。

我们支持这场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斗争。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妇女中心”和其他工会一道，在科伦坡举办了大约有1200名工人参与的公开集会。从那时起，我们就参与了“赶跑戈塔村”。工会也对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倡议。

有些自贸区女工每个周六都去“赶跑戈塔村”，在那里呆一天，周日再回来；或者是周日去，周一回来工作。甚至斯里兰卡南部的克加拉（Koggala）自贸区的一些女工也来了。

我们始终支持抗争。我们给了年轻人机会。我们有很多受过教育的、聪明的年轻人。

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制度。这是当然的。

问：当前的危机如何影响到自贸区工人？

答：在此次危机前，我们面对的是新冠疫情。在头两波疫情袭来的时候，有些公司关停了，另一些则实施裁员。我们失去了许多稳定的工作岗位。大概有3万名临时工失去了工作。

在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工人成为临时工，到现在大部分工人都是临时工了。他们按日或按周结算工资。然而，如果工人没法拿到按月结算的工资，住宿楼的主人就会要求他们离开。

在头几波新冠疫情中，全国停产了大概三周，然而这些工人们却不被允许请假，仍然必须工作。在最近两波疫情里，有些雇主给出了每月5000或10000卢比（20或40美元）的补助，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人对获取外汇很重要。但是，工资并没有上涨。

然而在疫情中，工人们仍然担心失去自己的工作，这是因为，品牌方由于斯里兰卡政治和经济不稳定可能要撤离。所以我们进行谈判、为工人提出主张的空间十分有限。

问：能介绍一下你们正在参与的一些活动吗？

答：我们仍在组织卡图那雅克和克加拉的工人。我们也扩展到了一些乡村地区，比如北方的瓦武尼亚（Vavuniya）。我们还和茶叶种植园区的其他妇女组织合作。

我们通过研讨会和讲习班研究了一系列女工问题。我们尤其关注工人权利、提高劳动权利意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的各次会议、女性权利、人权等问题。我们还完成了一个有关生育健康的项目。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决定扩展到工厂之外，和其他女性劳动者打交道。因此，我们现在也致力于和LGBT+群体、性工作者、残障女性共同工作。

问：女工组织以及当前的人民抗争是如何挑战僧伽罗-佛教（Sinhala-Buddhist）[5]民族主义的？

答：两年前，戈塔巴雅刚当选时，他公开声称自己上台靠的是僧伽罗人的选票。他的这些言论播下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种子。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为反对这种沙文主义而战斗。2005年，在省议会选举前，我们曾前往贾夫纳（Jaffna），这是一个泰米尔人[6]占多数的北方省份。我们大约有100名“兰卡的母亲和女儿”（Mothers and Daughters of Lanka）的成员。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女性组织。我们去了三个区，和当地泰米尔女性一道发展泰米尔民族联盟（Tamil National Alliance）。

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也有其他工会和民间社团组织在努力促进民族间的团结一致。

我们必须强调，僧伽罗-佛教政客们应当为1983年后的反泰米尔人暴力事件负责。每次选举中，他们都利用僧伽罗-佛教沙文主义夺得政权。然而现在，在人民抗争的背景下，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利用民族沙文主义而上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