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

2018年，越南战争期间韩军屠杀的两名幸存者，在韩国国内发起了对越战中韩军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这标志着韩国公民行动和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1]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然而未来仍旧道阻且长。

越南战争（1955年至1975年）爆发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2]发起了“多旗运动”（Many Flags campaign）[3]，以巩固在印度支那反对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虽然包括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参加其中，但韩国提供的部队人数仅次于美国：到战争结束时已有超30万人的轮换部队。

当时，独裁者朴正熙寻求建立一个稳定的韩国政府，因此他同意在越战中充当马前卒，以换取美国在朝鲜半岛对其的军事保护和对朴正熙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经济支持，估值1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和其他与战争有关的收入无疑是摇摇欲坠的韩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越南各地发现的超过45起大屠杀事件中，韩国部队总共夺走了大约9000名无辜平民的生命。例如，1966年，韩国军队杀死了大约7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并将整个平泰（Bình Tai）村烧毁；1968 年，韩国海军陆战队使用迫击炮弹轰炸了丰邑（Phong Nhị）村和丰山（Phong Nhất）村，造成70至80名平民丧生。性侵犯的报道也广泛存在，一些研究估计多达1万名越南妇女和女孩曾被韩国士兵强奸。

当时韩国政权的威权主义性质使政府能够塑造其在越南所扮演角色的“更干净”的画面。朴氏政权将越南战争美化为抵御共产主义入侵的英勇保卫战，称其受到南越人的欢迎，并完全向公众隐瞒了平泰村惨案等战争罪行。

然而，在千禧年来临之际，韩国成功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从前对信息和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韩国的媒体得以多样化，并用自由主义来取代以往保守的新闻行业。著名的左翼报纸《韩民族日报》（Hankyoreh）[4]在2000年4月根据金基泰（Kim Gi-Tae）的证词发表了几篇文章：金基泰是前驻越韩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负责监督平泰大屠杀。同年晚些时候，《韩民族日报》使用解密的美国军事报告和照片，揭露了韩军在丰邑村和丰山村的暴行。

民间社团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我和我们”（Nawauri）和“民辩”（Minbyun）（民主社会律师）等团体被允许组织起来，对有关战争的主流说法提出了质疑。为实现韩国政府层面对越战期间负面事件予以承认和承担责任，这些民间社团做了许多努力。

在“民辩”和韩越和平基金会（Korea-Vietnam Peace Foundation）的法律顾问的帮助下，两位名字均为阮氏谭（Nguyen Thi Tanh）的女性幸存者提供了证词，回忆了丰邑村和丰山村大屠杀期间的枪伤、失亲之痛和韩国军队的暴行。法官裁定韩国“有罪”，呼吁政府向幸存者提供赔偿，并对韩国在越战期间的战争罪行进行正式调查，纠正韩国涉及越南的公共纪念活动，以便更好地反映受害者的经历。

由于这个过渡司法法庭的民间性质，该裁决不具有约束力。然而，这个法庭的组织方式非常全面，与真正的审判几乎无异，并与类似的公民主导的程序一致，如妇女国际战争罪法庭，因此在国际法律学术界获得了合法性和认可。该判决引起了包括KBS、SBS和MBC在内的韩国主要媒体的关注，从而提高了公众意识，并引发了对政府强制性行动的讨论。该法庭还激发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进行正式的事实调查，并为幸存者所经历的创伤发声。两年后，阮氏谭向韩国地方法院提起正式诉讼，要求作为战争罪的受害者获得赔偿。

但是，韩国政府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屠杀。

不仅政府驳回了阮的诉讼，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也一再禁止公开有关韩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中行为的相关记录。受此事牵连的军方领导人还声称，大屠杀实际上是由越共（Viet Cong）“伪装”成韩国军队进行的，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和证词证明并非如此。

民间社会团体谴责韩国政府的虚伪，将其与当今日韩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相提并论：日本承认其战时暴行。

“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一词已经进入了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缓和紧张局势的词汇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帝国陆军在朝鲜有组织地对朝鲜妇女实施性奴役。这种过渡司法方法的核心是，在整个和解过程中与幸存者进行有意义的协商，要求正式道歉、纪念受害者、赔偿和起诉举措。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Kang Kyung-Wha）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届会议上呼吁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敦促日本遵守国际人权条约。

必须指出的是，韩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和慰安妇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然而，这种比较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的关键要素，凸显了韩国政府在事实调查方面的双标做法。

韩国政府把越南当局的沉默作为对美越战争的虚伪立场辩护的理由。越南政府确实没有就这一问题发表任何声明，但这一理由与“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的概念不一致。这种方法将受害者对冲突后和解的权利置于“官方”的国家反应之上。此外，发展中的越南和富裕的韩国在经济实力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作为依靠援助和外国投资实现持续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越南的沉默让人想起了韩国对日本殖民者战争罪行的沉默，这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因此，为了充分参与这一过渡司法的进程，韩国政府应考虑将两项举措作为过渡司法的起点。

首先，需要成立真相委员会，调查韩国军队在越南几起大屠杀中的行径，为越南幸存者主持正义，尊重他们的经历。为调查日据时期以及美国的侵权行为，官方已经成立了真相委员会；而最近于2005年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则调查了韩国威权政府的侵权行为。与民间社团合作有利于促使政府对公众负责，并确保调查过程不受政治偏见的影响。

其次，韩国政府应该承担韩国士兵在丰邑村和丰山村等大屠杀中犯下的性犯罪的后果，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赔偿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帮助。这绝不仅仅是经济赔偿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促进性别平等的康复措施，以及通过教育资源对韩军在越战期间的性犯罪给予正当的承认。作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国，韩国应坚持其国际义务，谴责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并积极向幸存者寻求谅解。

参与有关韩国战争罪行的越南受害者的过渡司法进程，无疑是向世界展示韩国对“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司法”的充分承诺以及进一步使其对日本的不满合法化的关键一步。韩国政府已经有了工具，有了完善的司法机构和有力的民间社会行动者。现在我们拭目以待，现任政府是否有政治意愿与民间社团合作来完成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