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

2.5 革命形势：革命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发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产生的、某种有利于工人阶级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政权的客观形势，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这样的形势构成了革命的客观基础，被称为“革命形势”或“革命危机”。

列宁对革命形势给出了科学的定义：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1]

换句话说，当提到革命形势，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时，我们指的是社会中已经客观形成的、基于经济关系的各种变化的总和，它导致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暂时的平衡。再换句话说，尽管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但难以再加强它，而无产阶级已经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意愿而还没有下定决心这么做。

革命形势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突发的激烈矛盾造成的。因此，只有在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革命形势的条件才会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

“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说法确切地指明了革命形势的客观性质。

这样的形势存在于：17、18、19世纪的西欧革命，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以及1918年至1922年的欧洲大陆和二战末期（1944年10月）的希腊。

考察第一个特征，“上层的危机”，我们指的不是经常出现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中的普通“困难”，例如资产阶级政府的辞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冲突、随着旧政党的消失和新政党的建立而发生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变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变化及其宪法表现等等。“上层的危机”发生于资产阶级政策破产之时，此时资产阶级政权明显难以克服致使人民的不满以不寻常的方式增长和扩大的危机形势（如经济危机、战争等），结果“下层阶级”不能以过去的方式被“上层阶级”掌控，表面上的混乱已发展到极点，而在这一基础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

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和机制，再也不能用之前的方法轻易地增强它们对人民大众的政治统治。

这表现在历史重组和冲突的时刻，例如在1917年2月至10月，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失去了反对苏维埃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当时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当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和参加它的机会主义者在群众认知中完全破产，大批军队与武装工人联合了起来。

关于第二个特点，人民的苦难和贫困加剧：

工人阶级和大众阶层的生活经济状况是影响其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贫困和失业的大量而突然的增加，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突然和大规模的恶化，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法直接（政府、地方政府）或间接（例如非政府组织、教会等）控制的，这将突然引起大量的民众不满和政治性罢工，与镇压机器的冲突，“起义情绪”等等。

许多因素都会导致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的物质条件突然变化，从而导致人民的情绪变化。通过经济和政治原因的结合和相互作用，阶级矛盾可能会加剧到革命形势得以形成的程度。

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经验，革命形势的形成与帝国主义战争有关。典型案例包括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3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末期1905年的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失败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个欧洲国家和希腊的革命形势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约一年后，在1915年6月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列宁将革命形势的形成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联系起来，评价道：“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象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2]

列宁认为，特定时期内群众态度和活动的突变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独立于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意志而发生的。

不仅经济有客观性，政治也有。列宁强调，政治“有自己的客观逻辑，并不以某些个人或某些政党的预先决定为转移”。[3]

主观因素（阶级和阶层，代表他们的政党或个人）所活动于的客观条件，是由各阶级先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形成的。

共产党有义务将特定时期的政治力量对比当作一种客观现实加以考虑，这是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活动的结果。

某种特定的客观力量对比并不是持久不变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它包含了激化自身矛盾的趋势。

革命形势的显现，恰恰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对比的改变趋势的结果。当然，革命的爆发和它的胜利并不是客观和自动的。没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充分准备，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行动所做的准备，革命就不可能爆发和胜利。此外，对一场胜利的革命而言，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考验着评估攻击（也就是夺取政权）的正确时机的能力。如列宁所说，“既别太早，也别太晚”。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乃至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和各政党不能主动造成或避免革命形势的出现，但共产党先前所做的工作以及劳工运动的发展仍会影响到革命形势的表现形式及其利用。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估计道：革命形势的形成是可能的，并且由于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并不像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巩固和强大，因此在这个较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容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一立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的立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表述过的立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同时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列宁之前也曾这样认为，并且这也影响了他对1905年革命的研究）。

对于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恩格斯回应道：“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4]

后来，恩格斯在俄国的“民主革命”中，看到了可以点燃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

列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工人运动不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时发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不同，从而这些国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与胜利的时机也不同。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这一著作中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5]

他估计了构成了帝国主义体系中间“最薄弱环节”的那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突发的事件。它与帝国主义体系内部力量对比的重组、演进以及变化相联系，尽管这种变化更快地激化了某些地区的阶级矛盾。

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革命形势不是在单独一国内部形成的，因为使革命形势成为可能的重大事件，如帝国主义战争，往往波及许多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革命形势只存在于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发生于一个国家也是不可能的，国际环境、国内或地区的力量对比保持稳定不变同样是不可能的。历史还证明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影响全世界层面的革命运动、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发生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通过铲除国内的资产阶级”履行着自己“民族”的义务，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矛盾的整个网络中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层面。列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导演”，它为1917年在俄国撕开帝国主义战线的口子提供了机会。在一些著作中，列宁阐述了俄国何以成为最薄弱的一环，从而允许在这里打破帝国主义链条和开始革命。

“我们开始这个革命比较容易，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沙皇君主国在政治上的非常落后（就20世纪的欧洲来说）使得群众的革命冲击力量异常强大。第二，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第三，1905年革命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既使他们的先锋队了解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成就’，又使他们自己懂得了革命行动的意义。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第四，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第五，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特殊关系便利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便利了城市无产者去影响农村半无产的贫苦劳动阶层。第六，罢工斗争的长期锻炼和欧洲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经验，有助于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形式在深刻而迅速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下产生出来。”[6]

列宁在他的时代预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由于资产阶级政权尤其的强大和“文明”，并且工人阶级生活在“文明的”奴隶制条件之下，革命将更难开始，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将开展得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