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1年扎瑙津惨案的访谈 - 他们开枪杀人：哈萨克斯坦罢工工人惨遭屠杀已经八年

国际上——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给哈萨克斯坦政府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在国际观众面前歪曲罪行时，石油工人和其他人则用罢工纠察和抗议来声援2011年的罢工。本着同样的团结精神，“人民与自然”（People & Nature）发表了对伽利姆·阿杰列奥夫（Galym Ageleuov）的访谈。伽利姆·阿杰列奥夫是一位人权捍卫者，在2011年罢工之前、期间和之后与劳工运动积极分子一起工作。感谢“此时此刻”（Current Time）电视台的报道[1]，这篇采访得以再次发表。

8年前的2011年12月16日，警方向哈萨克斯坦西部扎瑙津的手无寸铁的公民开火。受害者包括罢工的石油工人，还有无辜的路人。曼格斯套地区当局表示，警方开始的是“自卫”射击——直到互联网上出现视频，显示人们正在逃离全副武装的、穿制服的人，这些人正在开枪杀人。

根据官方数据，16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扎瑙津居民和人权捍卫者说，受害者的数量可能要多几倍。但该市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数百名不同年龄的人被警方拘留和殴打。包括石油工人罢工参与者在内的37人受到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5名警官和那个大搞酷刑的拘留中心主任也因越权而受到审判。

扎瑙津的悲剧发生两年后，哈萨克斯坦政治分析家和人权捍卫者伽利姆·阿杰列奥夫拍摄了一部关于2011年12月16日事件及其后续事件的电影。城市居民和被判刑者的家属与阿杰列奥夫交谈，因为他甚至在大屠杀之前就去了扎瑙津，写过关于罢工的文章。

在接受“此时此刻”采访时，阿杰列奥夫解释了一场劳资纠纷如何演变成市中心广场上无望的罢工和示威，悲剧发生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人们最初是要争取公平的工资，最后却转而害怕记者和警察。

石油工人罢工的原因。12月16日之前的事件

问：请告诉我们有关石油工人罢工的情况。它的特征是什么？提出了什么要求？

答：罢工始于2011年春的里海岸边，在厄尔塞里海承包公司（ErsaiCaspian Contractor）。这是一家与意大利公司有联系的公司，为石油生产商提供和维修设备。全体员工（约1000人）举行了罢工。为了声援这次罢工，另一场罢工在阿克套州的卡拉赞巴斯油气田公司（Karazhanbasmunai）开始了。

阿克套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卡拉赞巴斯油气田公司。该公司在曼格斯套地区经营着大量油田。石油工人在公司总部前示威，要求加薪和公平的工作条件。卡拉赞巴斯油气田曾一度是加拿大所有；后来当局将50%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公司，任命了一名□□董事，这对劳动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即便在此之前，在2009至2010年间，也曾发生过罢工。一些工会领导人遭到殴打，卡拉赞巴斯油气田公司工会委员会一名领导人的家中甚至发生了纵火袭击。所以在2011年，他们支持厄尔塞公司的罢工。之后，奥森石油气公司（Ozenmunaigaz）的工人们也站在他们一边。奥森石油气是一家大公司，对这一地区（曼格斯套）的经济至关重要。这就导致了扎瑙津（市）也发生了罢工。

工人们聚集在OS-5附近——这是一个通过管道输送石油的设施——并进行抗议，直到他们在特种警察部队（OMON）的防暴警察的参与下，于（2011年）6月初被驱散。示威者被警察殴打和拘留。当石油工人的妻子想要保护他们的丈夫时，她们也遭到了殴打。我采访了这些妇女，她们当时正要到警察局去了解她们丈夫的遭遇。我这里有一个视频，显示她们的伤口和瘀伤。国家军队竭尽全力恐吓罢工者及其家属；他们是公司老板的有力武器。

此后，工人们在卡拉赞巴斯油气田公司和奥森石油气公司的设施内开始绝食罢工。他们拒绝进食，并要求采取和解程序，让雇主和罢工者的代表平等地坐在谈判桌旁。

问：罢工者们在开始时没有表现出充满攻击性的情绪吗？

答：没有，他们这边没有进行攻击。相反，是当局对他们大肆攻击。在卡拉赞巴斯油气田公司，全体员工在员工大会上对前任（工会）领导人投了不信任票，原因是一些财务违规行为。他们投票选举娜塔莉亚·索科洛娃（Natalia Sokolova）担任工会委员会主席。她在所有油田和公司总部的工人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内容是关于（雇主）违反劳动法，以及工人工资如何被削减。她说，时任副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Karim Masimov）在2009年所作的承诺——工资将达到最低工资标准（minimalny standart oplaty truda or MSOT），即全国最低工资加上石油行业补贴和地区补贴的70%至80%——并没有兑现。她谈到了工资办公室建立的制度是怎样的，而工人得到的工资却低于应得的工资。

然后，管理层还以各种借口拒绝在那一年发放奖金。奥森石油气有很多问题。例如，他们强迫工人购买本应免费提供的防护服。有人以缝制这些衣服并卖给工人为生。工人们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东西：防护手套、牛奶等等。

问：那么，整个事件都是关于工资的吗？

答：当然，起点是工资。但是，当雇主恶化了事态，拒绝考虑和解程序，采取镇压行动时，罢工就呈现出了政治性质。因为他们开始逮捕工人领袖。

娜塔莉亚·索科洛娃亲自前往检察官办公室，要求检察官和警察去找前工会委员会主席，并从他那里取回公章[2]，因为这是大会的决定（她被选为接替他的人）。但是，警方没有执行工人们的决定，而是逮捕了娜塔莉亚并拘留了她8天。然后，娜塔莉亚没有从临时拘留中心获释，反而以同样的罪名被判入狱6年。尽管任何律师都会告诉你，你不能为同一罪行服刑两次——在本案中，她服刑两次，一次为8天，一次为6年[3]。

问：鉴于石油工人退出了执政党“祖国之光”（产业工人不停地被管理人员鼓励集体加入该党），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们造访了扎瑙津——我们是否可以说：罢工者和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冲突超过某一临界点后就不再算是劳资冲突了？

答：在（2011年）4月，当这三家公司罢工的时候，雇主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立刻得到了此次罢工不合法的判决。雇主们带回了判决并告诉工人们：你们已经是法外之徒啦。于是工人们所有完全合法的诉求都被雇主们拒绝了。而正是这些雇主们选择了使用暴力，正是这些雇主们不接受和解程序或谈判，他们只管施压。罢工者们仅仅因为最微小的罪行就被拘留、逮捕和监禁。

举个例子，娜塔莉亚·阿奇加列娃（Natalia Azhigalieva）（罢工组织者之一）接受了一位造访扎瑙津的“自由电台”（Radio Azattyq）的记者的采访。采访于次日发布，然后娜塔莉亚就被无理由地逮捕并坐了15天牢。

人们前往了（位于扎瑙津市中心的）阿兰（Alan）广场。 OS-5的工人们曾在（2011年）7月初被特种警察部队防暴警察攻击并被迫前往中心广场。他们从早到晚呆在那里，甚至与他们的家人和孩子一起留在那里过夜。

一开始，大约有5000人参与其中，然后这个数字开始下降：他们在那里呆了8个月。广场上的人得到了支持，人们团结一致——这段时间里，整个城市就是这样生活的。由于一个没有工作的十二口之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可能就在广场上，他们囊中空空，活得紧张兮兮。人们准备着采取激进行动。罢工就是这样被政治化的。

然后他们下定决心集体退出“祖国之光”党。他们前往“祖国之光”党的办事处，要求——或仅仅告知——工作人员，说他们要退党。问题在于，扎瑙津完全依靠奥森石油气。这个城市曾经是一个帐篷聚居地，后来它成长为一个拥有13至14万人口的城市，但基础设施还是老样子。资金从城市预算中被窃走，历任所有市长（Akim）都只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从奥森石油气转移（到市政部门）的所有社会发展资金都在一个从未有人听说过的非政府组织（NGOs）网络里消失了。大量的资金如此流转，最终恰恰落入了那些管理城市的公务员和官僚手中。

在这些人的收入方面，明面上的数目是15至17万坚戈。但在那些归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首都）管辖的部门，他们实际能拿到40万坚戈，即前者的2倍以上。因此，所有这些钱就这么消失了。

问：你提到了施加在罢工者及其家庭之上的压力。都有什么样的压力？

答：好吧，举个例子，在2010年至2011年间，石油工人一直遭受打击。工会领袖之一扎克西里克·图巴耶夫（Zhaksylyk Turbaev）被杀害。他被谋杀在工作场所的活动房屋中。手法非常血腥：他被人用钢条和木板殴打，血流满地。警方却不管不顾——他们没找到凶手。

还有一个例子是然苏列·卡拉巴列娃（Zhansaule Karabalaeva），她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石油工人的女儿。她的父亲不是工会委员会的正式领导人，但他在奥森石油气很出名。他的女儿被奸杀了。她被强行塞入一辆车。那些杀人犯说：这是辆出租车，送你去军事基地。然后他们把她带到了没有其他人看得见的大草原，并杀害了她。她的葬礼对罢工者产生了影响。

阿拜·阿贝诺夫（Abai Abenov）是一名工人，他无法承担长达8个月的罢工带来的压力，然后上吊自杀了。

也许还有很多其他事例，我告诉你的是我知道的那些。

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人们对警察、罪犯以及所有本应解决问题的官方国家机构的行为的愤慨。

12月16日，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问：（2011年）12月16日，扎瑙津的广场上发生了什么？骚乱是如何开始的？罢工者开始破坏设备并向建筑物纵火。发生了什么事？

答：说这是石油工人干的是不对的。那天是整个城市的节日——独立日[4]。市政当局邀请了所有人到阿兰广场，大约有5000人聚集在那里。校长带来了小学生，技校也带来了技校学生。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从小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他们都是来庆祝独立日的。

石油工人占据了艾伦广场的一部分。很显然，在准备庆祝的同时，一场挑衅也在酝酿之中。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前，石油工人就此询问了本市市长。有一段视频显示，市长明确承诺不会发生任何事，不会有任何挑衅行为。

但在一个月前，武装到牙齿的特警队防暴警察被成群地从阿克套调遣到扎瑙津。他们在那儿呆了一个月，研究如何制止罢工。

问：据说广场上有煽动分子，他们是谁？

答：如果我们至少从安保部队的层面来看的话，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被用于诋毁罢工者。为此他们邀请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我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但我收到消息说这些犯罪集团是从附近区域来的，比方说阿特劳（Atyrau）。有人告诉我，在整件事情结束后，一堆奥森石油气的工作服（正是煽动分子在广场上穿的）被丢弃在阿特劳某个地方。

问：有传言说广场上有穿黑衣服的人。

答：的确有穿黑衣服的人。如果你看录像证据，这些人举起了白旗，而警察没有向他们开枪。显然，他们有某种既定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周围都是狙击手。有一支由100名武装警察组成的部队，他们向广场上的所有人开枪。在20至30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向人们射击。

更重要的是，阿兰广场上还有孩子，因为他们还没有全部被送回家。（发生屠杀之后，）在对37名被指控扰乱秩序的石油工人的审判中，有一些证据描述了六、七年级学生是如何帮助一个名叫艾然（Aizhan）的女人的，她的大腿中了一颗子弹。她的腿几近悬空，而且几乎没留下骨头。六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们背着她逃离了。

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些突如其来的开火。这不是对空射击，也不是瞄准人的腿部射击。他们开枪就是为了杀人。

问：是谁下令开的火，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你指出，许多人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卡布迪加利·乌特加利耶夫（Kabdygali Utegaliev）上校（曼格斯套地区内务部副部长）[5]能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吗？

答：乌特加利耶夫和乌里克别克·米尔季科夫（Ulykbek Myltykov）上校（一位在法庭上为屠杀作证的曼格斯套高层警官）不可能擅自作出这个决定。用逻辑想想：武装起来的军警特种部队已经部署了一个月，他们驻扎在和其他部队分开的体育中心里。他们在做准备，制定某些计划。为什么没人想到使用橡胶子弹或者什么其他特殊材料？他们其实已经为一个选项（即使用实弹）做好了准备。

我们不敢打包票说他们为这个选项做好了百分百的准备并且没有考虑其他选项，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考虑一下其他不会造成致命后果的选项呢？这太不可理喻了，为什么他们就这么直接诉诸开枪？他们似乎完全不可能在地方一级上做出这样的选择吧。

问：橡胶子弹不会杀死罢工者。他们本可以只用橡胶子弹的吧？

答：当然。而且如果他们想的话，也本应使用橡胶子弹。罢工者们只是站在广场上，他们没有跑到别的地方。

问：当人们说起“扎瑙津惨案”这个事件时，他们讲的通常是12月16日在扎瑙津被杀死的16人和12月17日在舍特佩（Shetpe）被杀死的1人。有什么关于警方伤亡的消息吗？

答：警方一开始说骚乱是由广场上的人引起的。当然了，如果你看一下视频，就会发现石油工人们，也就是扎瑙津的市民们，有一会儿确实突破了安全警戒线。这是因为警方试图收缩警戒线并把罢工者逼向广场的边缘，此举引发了他们的反应。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有一些传统帐篷（yurt），人们呆在帐篷里面吃东西。有经历了八个月罢工之后饥饿的石油工人，他们没有工资、一无所有。记得吗？在视频里还有大声喊叫的女子：“这是哪门子节日？这真的是个庆典吗？”音乐开始以震耳欲聋的音量播放。这时，警察开始把人群向后推，以此收缩封锁。然后人们突破了包围，警察开始清场：有的跑，有的走。石油工人和当地居民被赶走了。

问：如果这些由普通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片段没有出现（在youtube上），你认为世人会知道什么关于扎瑙津大屠杀的事情吗?

答：我认为我们非常幸运，这些片段准确地展示了客观事实。它们出现在总检察长发表声明的第二天。那份声明称，骚乱是由那些据称开始了大屠杀的破坏分子引起的，他们向警察开枪。事实上，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人威胁警察，是一支警察部队来到广场并开始射击。

问：第一批视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同一天吗？

答：不。它们出现在，我觉得是，12月18日或19日。

问：12月16日以后，他们是如何对扎瑙津的抗议者进行审讯、定罪的？

答：12月16日，目击者描述称扎瑙津的医院血流满地。救护车并没有直接送人就医。警察蓄意开枪杀人，整个小城都被吓坏了。随后，石油工人和其他居民聚集起来，开始搬运重伤员。他们把重伤员集中到一起，半个小时后救护车陆续到来。

在停尸房，只有16个停尸位。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官方宣称扎瑙津事件死了16人——因为停尸位就这么多。然而，根据许多目击者的证词，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当时尸体被堆积起来。这说明死亡人数不止16人。另外，救护车陆续带人到了离扎瑙津30至40公里远的热特拜（Zhetybai）。许多伤情最重的伤员被带到了阿克套的区级医院，其中许多人在那里死去。

比如说，有个16岁的儿童拉哈·库什罗夫（Rakhat Kusherov）当时正坐在一辆车里。他当时甚至都不在阿兰广场内，只是乘车路过。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脖子。医生们决定送他去阿克套。他在乘救护车去阿克套的路上去世了。

拉哈的母亲当时身无分文，只拥有她儿子的尸体。她想搭车回到扎瑙津。她抽泣着说，她把儿子尸体带回了扎瑙津，想把他好好埋葬，但是却做不到——因为她除非认可儿子死于“自然原因”、不是被杀害、死因不是枪伤，才能拿到死亡证明。因此，只有官方公布死亡的那16个人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死于枪伤”。其他死者的死亡证明上，死因都是别的东西。

问：能举个例子吗？你是否确切地知道，死亡证明上到底写了什么？

答：可能是“心脏病”、“大出血”。死因五花八门。比如，有个男子穿着拖鞋出门，去商店买烟或者火柴。他出了门，“摔倒了”。他的亲戚去看他，找遍了整个城市，最终发现他因为头部的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我们再看巴扎白·肯热巴耶夫（Bazarbai Kenzhebaev）。他当时正在去妇产科医院探望他的小女儿，看看她的孩子出生了没有。然后他就被当街拘留，带到了临时拘留中心，被殴打了好几天。他的另一个女儿，阿森姆·肯热巴耶娃（Asem Kenzhebaeva）去找他，但她也被拘留了，也被带到了临时拘留中心，也被殴打。幸运的是，她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同样来自克孜尔萨亚（Kyzylsaya）的老乡。这个老乡放了她，并告诉同事们：不要杀害她，不要打她。她回了家，后来拘留中心也放了她父亲，送他回家。但很快，父亲死于殴打所致的伤。

随后，第二年，巴扎白的妻子也因为无法承受这一切而去世了。然后，把巴扎白救出拘留所的阿森姆也死去了。然而，她向欧洲议会成功给出了自己的证词，描述她父亲如何遭受折磨。阿森姆和《新报》（Novaya Gazeta）报社的记者叶琳娜·科斯蒂琴科（Yelena Kostiuchenko）一道，让世人了解到这种酷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问：在扎瑙津屠杀后，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答：实际上，这意味着你每天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段才能出门。然而，如果无处不在的特警队看见了你，他们就会搜你身，看你手机。如果手机里有任何阿兰广场的照片、视频，那么自然，他们就会收缴你的手机，把你关进去。

在临时拘留中心边上有几个车库。在那儿，大概有400人光脚站在没膝的水里。他们被折磨，被殴打。安全部队正在决定哪些人应当为动乱负责。

在紧急状态中，（警）车在街上游荡。铁证如山：他们就是在这些车里向人们开火。一般来说，这是戒严开始后的情况。

比方说，有个带4个孩子的母亲，在12月16日使用自动存取款机的时候被杀害。一颗身后飞来的子弹打中了她的脖子，她死去了。这是杀人行径。这告诉我们什么？谁都可能被流弹打中。

问：在使用了武器后，警官们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处罚？他们多快就被释放？

答：五名警官受到了审讯——从地区和城市的指挥层次来看，他们是军警移动到广场时命令开火的人。已经确认了下达命令者的身份；其中两人受到了处罚。另外三人也被发现使用了武器杀人，也被判刑。

但是问题在于，当武器被配发给警官时——就和他们在法庭上陈述的一样，无论听上去多么糟糕——并没有像本来应该做的一样，登记这武器发给了谁。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只是从年轻警官里找了这些替罪羊，并告诉他们：你用枪杀了什么什么人，你得去背这锅。

问：所以你认为他们是五个替罪羊？

答：正是。发生在真尼斯别克·捷米罗夫（Zhenisbek Temirov）身上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这个年轻的中尉不过是在12月16日前一两天才被任命为临时拘留中心的长官。他因为允许人们在那里受到折磨而被审判，并最终被认定有罪，被判以5年有期徒刑。然而，那些将军们、上校们，整个编制的安全部队，却没有一个受到了制裁。他们只需寻找替罪羊就行。他们对替罪羊说：别担心，不过是蹲个几年罢了。这恰恰就是在发生在当下的事情。

问：那个证人亚历山德·博任科（Alexander Bozhenko）呢？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吗？你还没提到他。

答：萨沙（Sasha）（也就是亚历山德）——是的。萨沙就是他们（以动乱的罪名）炮制2012年审判的一个例子。他们找到了一些匿名证人来针对（被告的）石油工人和其它参与者做伪证，其中一些是警官。一名匿名证人针对其中一名被告作了指控证词。被告通过声音，认出了该证人是萨沙·博任科。

随后，萨沙在法庭上表示，他确实遭到了警察的折磨，他们痛打了他并打断了他的胳膊，以逼迫他对被告做伪证。萨沙告诉法庭：“那么请处死我吧，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相。在真主面前我是纯洁的，我也会纯洁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会在安拉的面前纯洁地死去。”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大约6个月后，他死于谋杀。这件事情被伪装成一次偶然事件。当时商店里有2个人。他们在买着什么，但是还缺50坚戈。萨沙走了进来，给了他们50坚戈。等到他出来时，他们才动手，在击倒他后把他塞进了一辆出租车，并把他带到一栋教学楼旁，用铁棍打他。什么事情都能被安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找到什么证据。

问：请告诉我，有多少石油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被审讯，在法庭上又发生了什么？

答：审判是根据关于动乱问题的（哈萨克斯坦刑法）241条进行的：共有37名被告。在听证会上，19人直接表示他们受到了刑讯逼供。他们提供了大量细节，详细描述了这些拷打。律师们要求法庭对这些拷打进行调查。

法官却只是将刑讯逼供问题推回给了扎瑙津的警方（他们应负主要责任）。警方回答称，没有关于刑讯逼供的明确事实，一切都很好。他们坚称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法官欣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于是审讯照样进行。1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的最严重的是罗莎·图勒特娃（Roza Tuletaeva）——刑期7年。其他人则被判了6年、5年、4年等等。

问：在扎瑙津2011年至2012年的事件后，哈萨克斯坦工会运动怎么样了？

答：不幸的是，当局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所有结论均是错误的。从2011年起，他们（针对工会）强化了哈萨克斯坦的立法框架。他们扔掉了所有能让我们国家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东西——参与国际公约、人权方面的协定，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劳动法规。几乎所有独立于国家的组织，从报纸到工会，都遭到了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