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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评国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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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里执政的六年:经济混乱和资本主义攻击

(2021年6月2日)

(译注:本文发布者为尼日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该组织是“争取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截至2021年5月29日,布哈里/全体进步大会党(Buhari/APC)已经维持了整整六年的统治,他们的统治令人生厌。在尼日利亚人寻求终止腐败、动乱和贫困之时,这个政府应运而生,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威胁尼日利亚及其人民生存的毒瘤。当初尼日利亚人选择布哈里的各项因素,现在都在走下坡路。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多数尼日利亚人将毫不犹豫地终结这个背信弃义的无能政府。

然而,仅仅结束布哈里政府的统治是不够的。尽管2015年的时候,布哈里政府承载了尼日利亚人虚幻的希望,但是现在,了解布哈里政府失败的原因,更为重要。我们不希望,取代布哈里的统治的,是另一个无力缓解、更不要说终止尼日利亚危机的政权。

尽管尼日利亚的状况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确实恶化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非刚刚经历这种困境,布哈里政府的彻底失败也并非与过去的政府毫无联系。事实上,自从1999年文官政府重新上台以来,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蚕食尼日利亚人已经极为恶劣的生活水平,劳动人民和穷人的生活条件急转直下。另一方面,这些各式各样的政策让少数富裕阶层占据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同时创造了一些新富阶层。当然,这其中,布哈里政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加大了新自由主义“解药”的剂量,企图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糟糕境况,让资本主义危机恶果尽显,而且还奉行以独裁倾向和宗派主义为特征的愚蠢政策。

我们有必要提及背景。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必然产物。我们国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和资源,但是资本主义统治却不断剥夺着大多数人民享有更好生活条件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上述实质,那么我们就会让工人阶级运动和试图反击资本主义统治的积极分子陷入迷茫、犯下错误。此外,很多信奉资本主义的分析人士和“权威专家”想让我们相信民族沙文主义和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正确理解现状将有助于我们不落入他们的陷阱。我们不能存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想法。“乔纳森(Jonathan)更好”,“奥巴桑乔(Obasanjo)最好”,“亚拉杜瓦(Yar ‘Adua)本可以有所作为,但他死了”,“我们需要分道扬镳,因为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反对我们”,等等,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典型观点。

过去六年,尼日利亚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人民、青年和穷人,在痛苦中挣扎。根据世界贫困时钟(World Poverty Clock),2016年至今,极端贫困人口从7400多万增加到8900多万。而根据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的数据,约有1亿尼日利亚人处于多维贫困中,这一数据在6年内增加了1500余万。其他指数同样在恶化。例如,总体通胀率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11%左右上升到今年4月的18.12%,而对工人阶级更为重要的食品通胀率则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14%左右上升到2021年4月的22.72%,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现在,食品开销和能源费用占据劳动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生活成本水涨船高。

布哈里失败的背景

尽管乔纳森(Jonathan)政府确实在经济方面留下了烂摊子,但事实是,布哈里政府不仅没有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还丝毫没有解决深植于尼日利亚经济的腐败问题,而且还将这一负担转嫁给占据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青年和穷人。乔纳森政府和各州政府(来自主要的执政党,尤其是人民民主党(PDP)和全体进步大会党(APC))在5年内瓜分了29万亿奈拉(译注:约4500亿人民币),却留下了荒废的社会基础设施。在2011年到2015年间,乔纳森政府的教育支出只有2.2万亿奈拉(译注:约340亿人民币),约占24.9万亿奈拉(译注:约3900亿人民币)国家预算总额的8.2%。

政府投资数千亿奈拉进口精炼燃料,充实了进口商集团的口袋,而国家石油公司却被他们放任不管。当乔纳森政府取消了与中国签订的建造新炼油厂的合同时,数万亿奈拉从国库中流失,用于进口燃料,到2012年,在进口燃料的掩护下,国库损失超过1.6万亿奈拉。他们甚至利用动乱,贪污了20亿美元,而据称,乔纳森政府这笔钱原本的用途是打击博科圣地(Boko Haram)组织。

代表各执政党的各州政府也纷纷加入掠夺狂潮。已解散的总统腐败问题咨询小组成员奥德昆莱(Odekunle)教授表示,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仅50名政客就贪污了超过1.3万亿奈拉(译注:约200亿人民币)。原油账户盈余从2012年12月的约86.5亿美元下滑到2015年5月的20.7亿美元。尽管在乔纳森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每桶原油的平均售价为100美元,但经济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已遭到严重破坏。

这就是布哈里政府执政的背景。在2015年投票给布哈里的1500多万人中,大多数人选择他的原因都是相信他能阻止这种情况,扭转危险的经济下行趋势并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差到无可复加的布哈里统治

当然,布哈里政府首先在蜜月期犹豫了几个月。部分意义上,他们是打算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但现实很快打破了这一想法,资本主义没打算挽救尼日利亚。因此,在仅仅一年的存续时间里,布哈里政府亮出了獠牙,把汽油零售价格从87奈拉疯狂拉升到145奈拉。尽管由于原油价格(当时占政府收入的70%以上)从2013年底的80美元左右下降到 2016 年年中的不到30美元,政府的收入有所减少,但合乎逻辑的预期应当是原油价格下跌会导致汽油零售价格的下降。然而,由于国内炼油厂故意倒闭后,尼日利亚对进口燃料的依赖,再加上约 90% 的外汇收入来自原油销售,原油价格下跌意味着一场灾难。对国家而言,随着奈拉价值下降(尽管政府试图利用外汇收入来捍卫奈拉汇率),政府收入急剧下降。然而,燃油零售价格的上涨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原因。包括以劳动力为中心的各种分析都表明,燃油价格的上涨是欺诈性的。

一个明智的方法是开始通过以下方式调配资源:以民主公开调查的方式,结束通过过度虚报的合同金额、膨胀的政客薪酬、欺诈性税收和贸易政策等方式,直接和间接掠夺国家财富的行为,以追回从国家财产中掠夺的数万亿美元。然而,早年坚持认为燃油补贴是一种欺诈的布哈里政府不但继续实行补贴制度,而且在2016年5月(第一阶段)和2020年9月(第二阶段)两次提高了燃油零售价格,让油价升至162奈拉,比2015年的价格高了几乎一倍。不止于此,这个政府拒绝改造燃料炼油厂和建造新炼油厂,却忙着向尼日利亚亿万富翁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正在建造的私人炼油厂提供一项又一项的补贴。需要强调的是,燃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

除了燃料价格上涨,政府还发起了其他攻击,例如提高电价和增加增值税。在此基础上,尽管政府自视甚高,但仍只能眼睁睁看着汇率从2014年的约197奈拉比1美元,变到今天的约411奈拉比1美元。这些资本家的政策使穷人更难以负担生活,同时也让本已富裕的阶级变得更富有。在劳动人民受到更多挤压的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分配者的银行,即使在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而这并非偶然。仅在今年前三个月,8家商业银行就宣布利润为2319.6亿奈拉(《领导力》杂志[Leadership],2021年6月1日)。

在银行宣布盈利数百亿奈拉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尼日利亚人正在失业,失业率从 2015 年 12 月的 10.4% 上升到了 33.3%(2310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青年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率达到了63.5%。虽然布哈里声称实施了一些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但它们要么对大规模失业而言杯水车薪,要么只是政治宣传,或是奴隶劳工计划。例如,虽然政府声称在4年内让超过 40万名青年参与NPower 计划,但这只抵得上每季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超过 70万人的一半。不仅如此,NPower计划是一项为期两年的临时工作计划,招收的青年只有微薄的工资,在劳动条件和工会权利方面没有保障。

农业革命?

政府同时声称,通过了价值1.7万亿奈拉的农业计划,政府已经雇佣了大约 800 万人,特别是在水稻革命后。抛开这个数字与2300万以上的失业人数相距甚远不谈,政府的这套说辞更多的是宣传而非现实。仅靠农业不可能让800万尼日利亚人获得有酬就业,也不会在经济指数中有所体现。有趣的是,尼日利亚政府声称成功的大米生产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现在的大米价格却比2014年高出近200%。此外,政府声称已将大米进口量从约700万公吨减少至约260万公吨,但本国大米的价格仍是 2014 年进口大米价格的两倍多。此外,在发生了水稻革命的北部地区,失业率和贫困率仍然很高。

更糟糕的是,由于生产性经济活动低迷,政府的非石油收入在过去4年中有所减少,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49.6和 45.2点,跌破50点大关。如今,核心通胀和总体通胀上升主要是由食品通胀驱动的。这并非偶然。但布哈里政府声称,通过联邦政府和尼日利亚央行(CBN,Central Bank of Nigeria)预算拨款和干预措施,他们在农业上已经花费了高达2万亿奈拉。

正如食品价格上涨,以及政府收入和外汇持续依赖原油所表明的,尼日利亚政府的农业政策,即政府声称用来使经济多样化的政策,不过是一场失败。更糟糕的是,政府仍然希望更多的尼日利亚人继续使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基本农业系统。尽管这使尼日利亚成为许多农产品(花生、生皮、可可、橡胶等)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这个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的时代,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也反映在政府对牧民危机的处理方式上,政府完全不准备将牧业制度从陈旧、低效和危机四伏的露天放牧制度转向现代牧场和牧区制度。

布哈里总统说,尼日利亚包括失业在内的经济困境,将在年轻人拥抱农业后简单地消失。但实际上,现代农业并不依赖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比。事实上,以机械化和科学方法为前提的现代农业体系,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同时只需要更少的人耕种。在这个时代,认为农业需要所有年轻人(包括专业人士)参与的想法已经过时且无用。真正需要的是,政府通过大型国营农场、种植园和农庄定居点发展机械化农业,对现代农业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向农民提供设备、仓储设施、现代种子、苗木等投入和培训来支持他们。这与在农业社区和农场定居点提供道路、学校、医院、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一样,都是提高生产力的办法。这种投入也与建立农业相关产业有关,这些工厂将加工农产品,并使它们在工业上给当地消费和出口带来帮助。

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农业体制不会使国家发展,实际上会重新产生与原油经济相同的问题,我国依赖于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上面强调的任何计划都不能由私营部分掌控,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大型私人农场。这是因为私有经济的主要焦点是盈利,这意味着资源只会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而不一定用于发展整个农业产业链。尼日利亚政府通过央行和联邦政府的干预措施(如主体借贷者计划* [Anchor Borrower’s Programme])花费了近 1 万亿奈拉,以刺激对出口导向型产品的投资,并减少食品进口。但所有这些计划最多只能对经济产生边缘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多元化方面。这是因为政府的农业政策的前提是让银行和大农场主受益,而留给农民的好处却很少。

(*译注:该计划为尼日利亚政府于2015年推行,每个具有良好还款记录的农民都有资格获得太阳能家庭系统,该系统将为他们的基本家用电器提供电力;同时央行将制定一个还款框架,允许农民使用央行资金种植指定的农产品,来偿还所消耗的电力。)

当然,国内治安不佳、牧民与农民的冲突*、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然而,政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治安人员与牧民冲突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布哈里政府在各方面的失败。因此,只有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参与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尼日利亚经济的多元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能源、钢铁、矿产资源等经济支柱都落入了大资产阶级手中。

(*译注:尼日利亚的牧民大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富拉尼土著,而农民则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族裔,由于尼日利亚土地的快速荒漠化以及近百年来不断干旱的气候,尼日利亚牧民逐步向南迁徙挤占了农民的耕作区,双方在水源、土地等问题上的矛盾非常尖锐,再加上许多牧民为了生计担负起为官员放牧的任务,而官员在这一问题上因为利益攸关而无所作为,这一问题在近些年来影响力逐步扩大,成为尼日利亚内部分裂的重要因素。)

例如,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农业将意味着对基础设施、能源、教育以及电力和钢铁部门的投资。而为这些项目调动资源需要政府对先富起来的人征税,并减少每年高达 1.3 万亿美元的当权政客的薪酬,同时堵住由大企业通过欺诈性合同制度和贸易政策,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利的漏洞,并追回被掠夺的资金。不仅如此,这还需要政府接管其中的一些部门,如能源、钢铁、银行和金融等,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投资和控制,而所有这些都会侵害资本主义的利益。因此,真正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改造农业,是一个阶级和制度问题。只有以社会主义纲领为前提,动员劳动人民、青年和穷苦大众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这一切。

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场悲剧

从2016年开始,布哈里政府就显著地增加了政府预算,到2021年已经达到了13.08万亿奈拉,政府声称他们正从这些预算里拿出更多的部分投资于基础建设。当然,一些基建确实在发展,比如铁路系统,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罢了。首先,这些预算在实际数额上要低于所公布的数字,比如2021年声称的13万亿奈拉预算实际上只有340亿美元,这和2014年的预算差不多。当通货膨胀和其他指标因故不断恶化时,预算数额的上升虽然也很重要,但显然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其次,这些预算主要由巨额贷款提供资金,这就导致了这笔预算对于大多数尼日利亚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

2021年,大概3.34万亿奈拉(相当于总预算的四分之一)用在了偿还债务上,而与此同时预算赤字却达到了5.4万亿奈拉,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借钱还债,或者换句更简单的话说,借钱就是为了支付已有债务的利息。用于还债的预算比投入到教育和卫生上的预算还要大,也比在资本更偏爱的那些领域的投资要更多。而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资本项目的合约都是在浪费资源的资本主义合约制度下完成,而这种制度正是通过牺牲国家来保证寡头承包商和顾问的暴利。根据尼日利亚报刊《高级时报》(Premium Times)的报道,尼日利亚的道路建设成本在西非是最高的,在全球也是最高之一。尼日利亚的资本项目是一种攫取利益和掠夺财富的重要方式,当然,不单单是本地承包商如此。据报道,中国承包商与尼日利亚签订的各种建设项目合同,特别是铁路项目和公路项目,都包含着高利贷条款,充斥着不透明因素,为中国公司提供更多支持。这一切都绝非偶然,在上述的种种情况下,提供给资本项目的巨额资金就只能在基建改善方面略有用武之地。这还不算最糟的,资金的短缺阻碍了许多资本项目。表面上是新冠大流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活动和政府投资,导致了4年来的第二次经济衰退,但实际情况却是,尼日利亚经济正因其新殖民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秩序而脆弱和不可持续。

更多要面对的攻击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在促进国家发展上的失败。现在尼日利亚已经陷进了债务泥潭中,政府每年要借越来越多的钱去还债,然而,在债务不断增加的同时,由于偿债在政府预算中占得很大的比重,提高预算规模的基础(即增加在基建和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却正在被摧毁。但是,为了维持这种显而易见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政府仍在不断借债。不仅如此,政府还把负担转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而金融界的资本大鳄和全球资本主义组织正在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全力以赴,把所有的负担都卸给贫穷的劳动人民。

考虑到现在尼日利亚政坛上的这些人物都见证过2012年1月的大示威*,甚至是从中获利的,布哈里政府越想走得远,就越害怕大示威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停止对劳动人民和穷人发动更多的资本主义压榨。不祥之兆已经显现——财政部长暗示政府计划要么缩减政府雇员人数,要么把工资恢复到过去的最低标准,或者干脆两个一起做;卡杜纳州(Kaduna State)州长被曝出是个狂热而残暴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捍卫者,这一点不小心泄露了出来,自然也引发了工人的大规模抵制,当然,许多其他州政府也在等待谁先成功迈出这一步,像卡诺(Kano)这样的一些州政府甚至采取措施停止支付30000奈拉(约合人民币468元)的最低工资;还有一些计划要提高油价和电价,事实上政府已经两次试图提高价格,但群众的强烈抵制让他们最终退缩了,现在各州政府再一次要求联邦政府提高燃油价格,后者还在等待那个时机。有趣的是,政府正在利用与劳工领导层的谈判作为争取时间的策略,工人必须迫使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坚决地反对这些政策,工人也必须保持警惕,以抵制那些想要进一步攻击工人的企图。反对和抵制这些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工人首先发起进攻,以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译注:2012年1月,由于时任政府在油价暴涨中突然宣布取消成品油补贴,也由于政府在处理“博科圣地”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尼日利亚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罢工大示威,同月,在政府采取措施控制油价上涨后示威结束,此后时任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民望大跌,最后在2015年大选中被现任总统布哈里击败。)

如果布哈里政府成功实施这些攻击,那也只会加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现在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是中央银行,它扮演了财政部的角色,向经济活动中注入资金。但中央银行总归是不能一直这样走下去的。银行已经要求各州退还提供出去的贷款,这将给州财政带来更大压力,而作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狂热捍卫者,州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贷款转嫁给劳动人民和穷人,转嫁到像卫生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

只有以利用巨额资金和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纲领,才能在过剩中打破不发达的苦难循环。在工人、相关专业人士和社群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将尼日利亚经济命脉国有化,不仅可以解放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还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整体规划。

构建革命性的替代

然而,只有具有明确清晰社会主义纲领和真正民主的劳动人民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才能成功实行这些纲领。这样一个政党能够动员工人、青年和被压迫者,在国内和国际上压倒资产阶级的破坏性力量。好的方面是,尼日利亚的劳工运动有着伟大的英雄的斗争历史,足以担此重任;坏的方面是,劳工运动的领导层们把政治权力放到了劳工运动议程之前的首要位置。甚至于工人们从工作场所到国家层面上的斗争都已经被劳工运动的领导层出卖了——最近在卡杜纳州(Kaduna),工人反对大规模裁员的斗争被领导层们转变成了“要求简单地按照法律执行裁员”的斗争。

糟糕的是,许多工会领导人本身就是大资本家和劳工雇主,不希望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当许多劳工领袖从工会活动家发展成为政务官,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名下的竞选者,而且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对劳动人民放出新自由主义的恶龙时,我们如何期望这些劳工领袖能建立政治替代方案呢?因此,要进行构建群众性劳动人民的政治替代方案的斗争,就需要使工人运动成为抵抗所有反工人政策的激进反抗堡垒,也需要重建工会运动,重组其管理层。

我们可喜地看到目前人民替代政治运动(The People’s Alternative Political Movement,TPAPM)等各种左翼联盟正在努力发展,然而,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能与地方、州和国家各个层面劳动人民的日常斗争相联系,也没有真正的革命内部民主,这些努力最终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徒劳。由尼日利亚民主社会运动(Democratic Socialist Movement,DSM)成员、工会会员和其他活动家创立的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Nigeria,SPN)展示了一种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替代方案的可能,即使在资源有限、缺乏来自工会和左翼群体支持等严重不利条件下,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正企图通过“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INEC)扼杀这个党派的生命。

随着2023年大选的接近,劳动人民和青年将会为失败的布哈里及其全体进步大会党(APC)找一个替代品,同时他们中大多数也不会选择人民民主党(PDP),事实上,由于亿万富翁们对这两个政党选举的操纵,许多人对政党政治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发现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就没有差别。如果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激进的群众替代方案,越来越多的人将会陷入牧民对抗农民*那样的民族沙文主义之中,或者为一些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去支持一些模糊的改革,比如什么地方主义、行政重组等,来试图结束贫困与压迫——所有的这些都在解决尼日利亚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进程中发挥不了哪怕一点作用,唯一的方案只有解决所有权问题。

  • 来源:尼日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网站

http://www.socialistnigeria.org/5314/2021/06/02/six-years-of-economic-dislocation-and-capitalist-attacks-under-buhari-administration/?doing_wp_cron=1625407381.3475608825683593750000

  • 翻译:黄延续、正方、高君宇

校对:谢廖沙、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