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十周年 | 埃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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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举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会上，一位埃及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关于埃及革命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解释了从恢弘的2011年运动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以及为短期内将会出现的爆炸性事态变化做好准备的必要性。下文基于演讲内容写成。

埃及革命十周年，是时候恢复并着手准备了

埃及革命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场革命是中东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在国际上，这场革命打响了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第一枪。借用马克思的话，埃及群众是在没有任何领导、组织和纲领的情况下，“冲入天堂”（译注：作者这里引用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著名评价：“冲天的巴黎人”）。仅仅18天之内，他们就压倒了一个由几十万警察、士兵和官僚构成的强大残暴的国家机器，取得了胜利。

这证明了工人阶级和穷人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和潜能。他们在几天之中取得的成就，比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的所谓专家和职业政客们在几十年中所得的都要大得多。埃及群众取得了言论自由、组织结社和其他民主权利。他们不是通过请愿或者协商，而是通过在政治领域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取得的。

然而，在塞西（译注：埃及现任总统）于2013年掌权之后，统治阶级通过这一反革命政权把所有这些成就逐步拿了回去。如今，埃及革命者忍耐着反革命造成的深深的失败创伤。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有可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这么说不是为了自吹自擂或者哀悼，而是强调失去了的机会，强调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革命大潮做准备的重要性。

如今，埃及人民正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下受难。在埃及，革命者随时都有受到监禁的威胁。我们正身处一场残酷的经济和社会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发生在资本主义经历过的最大的经济危机之中，其代价是由而且还将一直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来承担。在这个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的社会中，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哪些错误把我们带到此处。在这里，恐惧和镇压泛滥，而政治真空被军方攥紧的铁拳填补。半数以上的人民贫困交加，而政府却图谋把资产阶级抬到神的地位，对群众实施统治。这些艰难的处境让许多人陷入绝望。

然而，这一事态并不会持续太久。塞西政权远非万能。它正在为一场新的革命剧变铺平道路。但是为了确保即将到来的运动取得胜利，我们必须严肃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错误，为未来做准备，以免成为自己历史的囚徒。

无中不能生有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量的积累的终点。穆巴拉克及其派系三十年的统治，为2011年的起义和社会动荡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

在这一时期，两个右翼派别（伊斯兰主义者和政府）之间进行了十多年的战争。私有化，以及普遍进行的把公共资产出售给民族资本家和国际资本家（这一规模现在已经被超过了，但在当时却是前所未有的），使得埃及市场对帝国主义渗透全面开放。这一发展进程是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遭遇暗杀之前就已开启的。埃及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脆弱的食利经济。与此同时，在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和2009年加沙轰炸期间，政府在政治舞台上所犯下的罪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埃及群众和青年。

经济实现了高增长，让最高层的少数人富了起来。相比之下，多数青年人寻求移民，为了逃离这个已经变成地狱一般的国家，有些人甚至选择乘木船偷渡。政府任由公共服务破败；秘密警察到处都有，密切关注每一个人；常规警察的残暴（尤其是对穷人）有时候甚至酿成人命惨案，有人在警察局里被严刑拷打致死；普通埃及人被完全隔绝于政治之外。

愤怒情绪不断积攒，工人和青年中发生骚乱，其基础就在于此。这也反映在2000年开始的激进运动中。这一运动在2008大迈哈莱省（Al Mahala）非洲最大工厂的罢工中达到高潮。当时，国际经济危机也爆发了，对埃及影响巨大。与此同时，试图将权力传给穆巴拉克儿子的图谋在统治阶级内部造成了危机。所有这些汇聚成一场完美的风暴，为革命爆发开辟了道路。这类似于列宁在一个世纪前阐述的革命条件：我们看到，最上层出现了危机，统治阶级也难以用老办法控制群众，而经济和政治危机让中间阶级的一些阶层，尤其是青年，激进化了。

突尼斯爆发的革命，以及本·阿里的下台，对埃及群众和青年来说就如同催化剂一样。在革命之前的几天，抗议者们高喊：“革命今天在突尼斯，明天在埃及”。

大革命

群众起来反对政府的子弹、装甲警车和暴徒。在这些日常的冲突中，抗议者表现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控制了街道和广场，迫使警察避让，在坚守了数天的愤怒群众眼前逃走。与此同时，政府惊恐万分，在工人阶级于2月7日开始全面介入，开始一系列罢工前，还试图通过甜言蜜语加威胁的方式让群众动摇。在这个时候，军事委员会和帝国主义势力意识到，除了放弃支持穆巴拉克，让其下台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群众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决定事态的演进。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而在缺乏领导的情况下，行动过程通常是自发的。不可避免地，群众从经验中学习，从革命的严酷学校中学习。

在胡斯尼·穆巴拉克离任之后，军事委员会（抗议者要求军事委员会离开）和穆斯林兄弟会联合，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施展各种手段恢复了政权的稳定。群众不想要军事委员会。而穆斯林兄弟会是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少有的几个被允许开展活动的反对派组织之一，群众对它仍抱有幻想。跟伊斯兰政党通常的表现一样，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统治下扮演了弱势地位的角色，而一些所谓的“革命者”和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帮着加强了这样的幻想，即在事态的压力下，穆斯林兄弟会可以成为一个改革党。通过传播这种谬论，他们玷污了埃及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当穆斯林兄弟会掌权，然后执行相同的老一套经济政策，与军事委员会结盟并使用警察反对抗议者时，人们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和军事委员会或者穆巴拉克毫无区别。他们懂得了，穆斯林兄弟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只会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反过来导致了2013年的第二次革命。然后，在没有真正的革命领导的情况下，而且考虑到左翼的力量比如革命社会主义组织（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ganisation），已经由于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名声扫地，旧政权的代表们介入进来，填补了穆尔西政权倒台后的权力真空。在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叛徒的支持下，大资产阶级、军方和穆巴拉克时期的政府官僚们夺取了政权，自称为群众的代表。

然而，公开阶级斗争的持续升级，并没有找到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消磨了群众的斗志。革命三年后，没有任何实际的成果，经济形势更加艰难，物价飞升，出现了社会骚乱，失业率不断增长。面对这一切，民主对工人和穷人来说成了一句空话。在为阶级斗争铺路方面，资产阶级民主是有用处的。但是阶级斗争现在正在退潮，而反革命正采取攻势。尽管群众表现出了这一切英雄主义，尽管群众一遍又一遍地战胜反革命，但权力的主要杠杆，生产和经济资源仍然掌握在同样一批资产阶级手里，而且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完好无损。对这一悲剧负有责任的，只应是那些所谓的革命领袖、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工会领导人。他们不愿意号召剥夺资产阶级或者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相反，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并因此牺牲了很多生命。他们跟在穆斯林兄弟会或者自由派的尾巴后面，而这两派都是完全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制中的。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和旧政权势力看到有机会利用群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不满。可以通过许诺社会稳定让群众丧失斗志，而把制度的危机仅仅怪罪于穆斯林兄弟会。到这时，群众开始感觉到疲惫，渴望稳定，而不是一直进行没有任何观点指导的斗争。最后，资产阶级势力对形势的评估远远强于领导了反对派和革命运动的所谓“知识分子”、“革命者”以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每一次转折关头，资产阶级势力都表现得比革命领袖们更有阶级意识，更始终如一，也更有组织性。当左派领袖们在讨论“用民主精神教育无知的群众”时，反革命正准备反击。

我们所谓的革命领袖们没理解列宁在一百年前就认识到的，即在埃及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最终会倾向于建立独裁统治，而任何革命后的民主都只能通过扩大阶级斗争和革命浪潮来实现。而这样的浪潮现在正开始退去了。列宁在1905年写道：

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1905年）

埃及的“革命者”不懂得，维护我们在革命中赢得的民主成果的唯一方式是深化革命本身，直到工人阶级把政治和经济权力握在自己手里，能够开始改善工业、农业、教育和医疗。换句话说，必须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措施。

最后，阶级战争的胜利只能由两大对立阶级中的一个获得：要么是工人阶级领导穷人走向胜利，要么就是资产阶级统治重获稳定。后者不能提供任何让步，而在危机时期只有很小的操作空间。这就意味着，就埃及（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苏丹）而言，军方最后一定会介入，宣布资产阶级继续占据对社会的主导权。

在埃及，由于缺少指导工人阶级和穷人取得胜利的革命领导，革命最终走进了死胡同。最后军方介入，利用了公众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愤怒和整个社会的疲惫不堪，在三年的抗议和罢工之后，它强调回到正常生活的需要。一旦牢牢掌握权力，反革命就开始转入进攻，攻击所有的革命成果，把数以万计的革命者投进监狱。

被背叛的革命

左翼改良主义政党，甚至还有一些自称革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工人阶级和群众。列宁曾说，“在革命中，有意的背叛和无意的背叛毫无区别”。这是正确的。所有的背叛都导致失败，给我们留下一笔沉重的债务。这是一笔关于伤亡、牢狱之灾和加剧的镇压的债务。最糟糕的是，失败意味着我们失去了革命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机会什么时候再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自由派、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伊斯兰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将军们显然都是阶级敌人。改变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对他们也谈不上宽恕，我在这里批评的并不是这些群体。

那些在革命方面领头的人，即左派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犯了很多错误。必须承认这些错误。一个人或者一个党的正直和节操，不是在于一个人是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在于其能否公开地全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了错误，并保证不重犯。在过去两百年间，这一直是工人阶级运动发展中的关键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犯过错误，但是都能够承认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按照这一标准，在埃及，这种正直的有节操的党或者组织我们一个都没有。

埃及革命中的左派分为两个主要阵营。首先，是那些支持军方恢复“稳定”的人，即便这意味着坦克上街。他们宣称是为了遏制伊斯兰和瓦哈比派，捍卫世俗生活。在这个阵营中的有斯大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些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偷偷摸摸地相信穆斯林兄弟会是民主的捍卫者，会保证旧制度不会复辟。在这两个阵营之间，许多革命机会流失了，许多最优秀的革命青年被杀害和逮捕，或者被搞得精疲力尽了。而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并确保革命的胜利，他们是唯一能够依赖的力量。

从左翼改良主义和纳萨尔主义者，比如跟自由派握手的哈姆登·萨巴赫（Hamden Sabahy），到旧制度的头面人物和将军们，到埃及共产党（Communist Party）和国民进步工会党（National Progressive Unionist Party）中跪舔军方的马屁精，再到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的名义支持伊斯兰反革命分子的所谓“革命者”，都在各种程度上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工人阶级。而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只是为更大的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坦率地说，我们所谓的领袖背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是他们对群众和工人阶级缺少信任。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群众的自觉性太少而幻想太多；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的意思；时间不对，条件也不对。社会没有准备好，而且也永远不会准备好。”但是这些先生女士们忘记了，也许是刻意忘记了，他们的任务正是要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道路，就是告诉群众真相，驱散改良主义的幻想。如果工人阶级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性和历史使命，不受统治阶级思想和宣传的影响，那我们一开始还要革命党干什么呢？

幻想群众一奋起反抗就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摆脱统治阶级散播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机械论的和幼稚的想法。列宁说，那些“想象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永远也不看到这样的革命。那些人一直谈论着革命，但是并不懂得革命是什么。”这是对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公正总结。

直言不讳地说，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左派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曾经试图改变社会和推翻资本主义。他们要么是试图分一杯羹（改良主义叛徒就是这样），要么是试图在埃及的政治进程中玩弄政治伎俩：为了在媒体上露脸的目的，以和群众沟通以及防止陷入孤立为由，结成机会主义联盟。人民在斗争中实际上比这些人物要先进十万八千里。在埃及革命中，各式各样伪装的左派不过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充当右派的尾巴。这样一来，他们就全都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名声。

这些党派现在在哪？他们从革命中得到什么了吗？事实上，他们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经过革命，他们的人数都变少了，失去了很多积极分子，他们没能加强与工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当然他们也没能促进社会上的革命自觉性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恰恰相反，他们所有人都散布了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天衣无缝地导向了阶级合作。更重要的是，他们导致了很多工人和革命青年遭到囚禁，甚至失去生命。同时，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丧失了斗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这是他们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为了克服这样的情况，重建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旗帜，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做到。

托洛茨基曾经出色地揭露了这些“领袖”。他这样写道：

“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言——我是指上层——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无关大局的枝节问题，不过是一个用来消磨闲暇时间的次要事务。这些先生们每周把六天时间花在他们的自由派的或商业的职业方面，充分增进自己的财富，然后在第七天同意把自己献给灵魂的救赎……显然，这些先生们中有很多人成功地假扮成了共产主义者。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反对派，而是阶级敌人……在革命活动中，没有什么比这些人更危险，更让人感到恶心的了。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保守派、自我满足的业余爱好者，不会为伟大理念作出牺牲。

“先进工人必须坚定地采用一个简单而可靠的规则，那就是那些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不能把自己的时间、才能和金钱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人或候补的领导人，最可能在革命时期变成叛徒。他们总是加入到那些等着看谁最后能获胜的人的阵营。”

（托洛茨基，《美国反对派的任务》，1929年）

还有另外一条路吗？

还是那个问题：胜利还有希望吗？我们努力的结果只会是失败吗？

考虑到客观环境、猛烈的阶级斗争，以及爆炸性的地区和国际形势，如果能有一个革命政党对三年的革命浪潮加以利用，确实是有可能成功的。在这三年里，没有哪一个工厂，机构和大学没有宣告过抵制行动。甚至一个小小的革命党，只要能举起阶级独立的旗帜，推进革命宣传，遵照列宁的建议去“耐心地解释”，并致力于联合工人和革命青年，原本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我们不要忘记，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只有8000名积极成员，而且那是在一个有1.5亿人口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旗帜没有任何妥协让步，而它的积极分子又耐心地向工人解释，解决他们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阐明群众运动的思想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耐心的工作。在漫长的困难重重的八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在那段时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包括列宁在内，面临着被逮捕乃至牺牲的危险。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勇气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而在埃及，我们所谓的革命领袖们把自己的个人安危放在第一位，其借口则是群众的自觉性不够成熟，理解不了他们的“讯息”。

如果有一个党能利用革命浪潮，并且向这一潮流提供方向和纲领，情况完全可以大不一样。我们从一开始爆发性的18天，经过穆罕默德·艾哈迈迪街（Muhammad Mahmoud street）的起义，再到内阁会议的兴起，马斯佩罗（Maspero）示威，最后以在默罕默德·穆尔西（Muhammad Morsi）统治一百天后的6月30日爆发的抗议结束。在这些事件发生过程中和发生之后，工人和学生举行了数以百计的示威、抗议和大罢工。一个拥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革命组织原本可以与这些斗争相联系。它可以耐心地向工人和革命青年解释，要达成最简单的经济、民主和社会诉求，除了工人阶级领导群众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没有别的道路。如果在这些年里，能持续不断地开展鼓动工作，推动工人群众、穷人和革命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下组织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取得每场抗议和罢工的领导地位，真正的革命组织本可以就此建立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将会对事态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胜利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当群众通过生活经验（而这一经验在革命时期是很快的）抛弃他们的改良主义和反革命幻想，他们将会转向革命性的解决方案，转向彻底的革命旗帜，并且转向这样一个组织。这一组织曾经告诉过他们真相，并对他们将面临什么的情况发出过警告。

相反，实际发生的是，在没有革命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由军队代表的国家，利用了群众的疲惫以及他们想获得摆脱僵局的某种出路的愿望。这一点，加上改良主义者和所谓的“革命者”的无能和背叛，使得军队能够超越在社会其他部分之上，宣布对人民的统治和裁决。它把自己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而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武装力量结束革命。

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在革命10周年之际，在这一切背叛以及多年的绝望、挫败和虚无主义之后，是时候开始重建了，要以冷静的分析和对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批判，基于我们以往的经验着手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唯一的办法是客观地、明确地和科学地认识形势和研究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提醒自己，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理论上重新磨砺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党。我们必须组织理论研究的小组和研讨班，同时也要考虑安全风险。在不把自己和其他人置于危险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会议的规模要小，而且各个学习小组间只应维持最低限度的联系。

让我们为严肃的组织工作开始进行理论准备和积蓄力量。那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在埃及革命中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他们忽视了理论，掉入过度的行动主义的陷阱却又一无所获。这同时也是他们的成员数量在革命失败后断崖式下跌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让青年和干部们在理论上做好准备。所以许多在革命高潮时挥舞最革命旗帜的人们，除了过度的热情外丝毫不具备理论基础，在革命开始退潮时就抛弃这些旗帜了。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举起没有被阶级叛徒玷污的革命旗帜。无论身处何处，无论能去到哪里，我们都要建立革命组织。没有理论就无法深入研究，而不进行研究就没有组织。列宁最有名的一句话正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在埃及革命中所犯下的，既有阶级背叛的罪行，也有忽视理论的错误。

结论

今天，在世界经历过的最深刻和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在埃及革命和本地区其他革命失败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了一个新的革命潮流。在中东，我们在突尼斯看到大规模抗议开始了，打破了该国民主转型的神话，开启了阶级斗争的新篇章。我们生活在动荡的时代，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免于阶级斗争的激化。这一点被美国在1月6日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埃及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过去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以及疫情造成的当下的危机，将会对革命青年和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在2019年看到开始出现零星的罢工，另外还有去年反对“和解法”的民众抵制，以及德尔塔化肥公司、钢铁公司工人的英勇罢工斗争。除了这两场罢工，还爆发了许多反对裁员、降薪、出售和变卖公有企业的斗争。的确，这些斗争的爆发仍然是防御性的，充满了沉重的改良主义的、有时是狭隘经济主义和工会主义幻想的负担。工人阶级被推向了防御位置。然而，在表层之下，存在着对当局的燃烧着的怒火和仇恨，而且迟早会表现出来。塞西政权看起来强大，但实际上，它却是非常虚弱的。工人们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却没有解决问题，因此迷失了方向且疲惫不堪，不得不暂时退却。只是由于工人们的退却，塞西政权才苟活下来。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有了一代革命青年和积极分子。他们在埃及革命后成长起来，并且从革命中学习。他们经历了革命盛衰，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尽管我们悲观的知识分子朋友并不乐见，但未来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事件。

然而，下一次，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在为未来做准备时，我们还必须有紧迫感。在俄国革命爆发前一年的1916年，由于沉重的失望和挫败感，列宁说：“很可能，我们这代人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了”。但这种沮丧并没有让这位钢铁战士投降或者掉进虚无主义。相反，它推动了列宁为革命胜利和推翻资本主义准备必需的工具，即便他可能不能活着见到革命。这一工具就是革命政党。

光荣属于烈士们！释放被羁押人员！

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打倒压迫群众的势力：警察和军队！

打倒资本家的政府！

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工人政府，没有别的道路！

• 来源：“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网站

https://www.marxist.com/10th-anniversary-egyptian-revolution-start-preparing.htm

• 翻译：思苏

校对：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