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马）：为什么要反对新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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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印共（马）反对农业法，并号召所有党派团结一致支持农民斗争
（2021年1月17日）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支持印度农民冒着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不畏德里边境抗议活动中60名农民的牺牲，历史性的、英勇的、坚定的反对三项农业法案的斗争。在2020年6月法案签署时，印共（马）是第一个强烈抗议的政党。
农业法以及印度人民党推行这些法令的方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造成了许多问题，例如：民主权利受损、各邦权利被侵犯、印度在世贸组织（WTO）中的地位被削弱，以及粮食安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放弃控制价格的责任，当然还有通过建立法律架构来让公司进一步控制农业。
专制政府，独裁统治
面对农民的抗议，许多反对党，甚至那些在议会中一贯支持人民党的党派，都对中央政府目前强硬和傲慢的态度表示不满。印度人民党对此有何反应？它拒绝召开议会的冬季会议。为什么？因为它将面临各党派的一致反对。9月，当新冠疫情新增超过每天10万例时，印度人民党召开议会，将反农民法令转化为法案。但是到了12月，当每天的新增病例减少到大约3万时，新冠病毒却成为了不举行议会会议的借口。人民党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对议会的极度蔑视。
在此之前，上一次议会会议拒绝将法案提交常务委员会，拒绝与包括农民及其组织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在联邦院（Rajya Sabha。译注：印度上议院），由于多数成员支持将决议案提交给特别委员会，于是政府通过不允许投票和禁止包括两名印共（马）议员在内的抗议议员进入议院的办法，颠覆了每一条规则，强行通过了法案。关键是，在议会的讨论中，左翼政党和许多其他党派对法案的反对显而易见，而政府对此不予理会。现在农民们提出的问题，其实和许多议员的提议完全相同。
今天回顾这些事实很重要。中央政府拒绝征求农民的意见，横行霸道地侵犯议员的权利。现在，他们正在款待那些排着队支持法案的傀儡农民组织，以便显示农民之间是有分歧的。这些傀儡农民组织以农民组织协会的名义，被推举为最高法院中的一个团体。众所周知，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国民志愿服务团”（Sangh。译注：印度人民党的下属组织）支持者。与此同时，人民党的领导们还煽动对农民和反对党进行最恶毒的攻击，他们每天都会用上新的脏话。这显示了人民党和中央政府正在使用高度独裁的方法。
人民党的计策还包括从另一个可耻的角度来破坏这场斗争。抗议者的行为、语言文化、与路人进行共享和帮助以尽量减少不便的行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赏。这在全国赢得了赞誉。印度人民党首先试图以宗教的名义散布分裂，将抗议者称为卡利斯坦主义者（khalistanis。译注：卡利斯坦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意图建立锡克人国家）。当这一计策惨遭失败时，人民党在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的领导下，试图在共享水源和萨特累季·亚穆纳运河（Satluj Yamuna Link Canal）的问题上，分裂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农民们以更大规模的动员和更强大的团结来回应。但本届政府仍恬不知耻地使用这种卑鄙的反民族阴谋。
从示范法案到中央法律：对各邦政府权利的侵犯
《宪法》附录七（Seventh Schedule of the Constitution）关于各邦权利的列表中包括了农业。但是，莫迪政府已经重新解释了并行列表中的一个条目，篡夺了各邦政府制定与农业有关法律的权力。直到最近，中央政府仍在通过示范法案（Model Acts）来推动所谓的农业改革，示范法案被其交由各邦政府采纳和实施。在2017年和2018年，政府出台了两个此类示范法案：《2017年农产品和牲畜营销（促进和便利化）法》和《2018年农产品和牲畜合同农业和服务示范（促进和便利化）法》，其中包括现在中央法律中的许多规定。2019年11月，议会接到通知称，只有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译注：即印占藏南地区）充分采用了《农产品销售法》，而北方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旁遮普邦则采纳了该法案的部分规定。今年5月，农业部秘书致信各邦，要求实施示范法案。中央邦和古吉拉特邦奉命根据《示范法》对本邦法律进行了修正。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于2019年通过了《合同农业示范法》。
如果邦政府想实施这些改革，它们可以通过各自的邦议会通过这些示范法案，并对其做出任意修改。然而，为了迫使各邦采用这些示范法案，中央政府要求第十五届财政委员会引入了绩效补助金。只有通过《农产品销售法》和《土地租赁示范法》，各邦才能获得这些补助金。随后，中央政府又进一步篡夺了各邦的权利。它通过颁布国家法律，进一步将其有利于公司的议程强加给全国。与示范法案相比，这些中央法律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农民的意见没有被征求，各邦政府的意见也没有被征求。似乎只有阿达尼（Adani）集团和安巴尼（Ambani）集团这样的农业集团才被征求了意见。政府推行这些法律，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政府帮助阿达尼集团以优惠价格获得土地和银行贷款，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特别强调阿达尼和安巴尼所得的好处。
跨国公司的利益
跨国公司（MNC）的利益也卷入了这一难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要求进入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市场。通过与印度签署的“农业协议”，它们将目标对准了印度的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以及对公共分配体系至关重要的公共粮食储备。在维持印度在世贸组织中承受这种压力的假象的同时，国内政策，包括莫迪政府的这些农业法，实际上服务于跨国农业企业的利益。一旦这些法律获得通过，像嘉吉集团（Cargill。译注：美国农业集团）这样的跨国公司将获得和阿达尼集团和安巴尼集团一样的机会。
反对意见与中央政府所谓的修正案
这三部法律分别涉及：
（1）农业营销：《农产品生产贸易和贸易（促进和便利化法案）》；
（2）合同制农业：《农产品（强化和保护）价格保证和农场服务协议协定》；
（3）关于粮食商品的库存：《基本商品（修正案）法案》。
（1）第一项法案向公司开放了市场，其主要目的是逃避政府对公共采购粮食的责任。通过《农业营销法》，政府希望完全放开市场管制，让私营企业可以在不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市场，让任何人和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向农民购买而不需要确定任何最低价格。邦政府无权对这些私人市场征收税款或费用，而受监管的市场将继续支付费用。显然，这意味着受管制的市场（在那里公共采购以最低支持价格进行）会被削弱，直至最终消失。
2006年，比哈尔邦关闭了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结果如何？比哈尔邦的农民不得不将农产品卖给私人贸易商，平均而言，他们获得的稻谷价格比最低支持价格低三分之一。在中央邦，已经有农民在新法案下的交易中被欺骗的多起案例，而且没有任何补偿措施。
政府现在的建议是，允许邦政府注册交易商，如果各邦政府希望，他们可以收取一笔费用。《2017年示范法》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中央法律的要求是什么？
农民主要担心的是，私营企业将接管市场，在缺乏最低支持价格的法律保障下，他们将任由这些大商人摆布。
目前，印度约有2477个基于地理位置分布的、主要受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监管的市场和4843个受各地委员会监管的次级市场。全国农民委员会（Swaminathan Commission。译注：以其主席印度农业学家斯瓦米纳坦命名）曾建议以80平方公里为辐射范围建立更多的市场，而现在每个市场大约需要辐射500平方公里。这是一项“改革”，如果政府能够建立更加规范的市场，它将有助于农民。但政府希望减少采购，并拒绝建立更规范的采购市场。
（2）《合同农业法》通过合同农业制度将农业生产纳入公司控制。它提供了一个极其宽松的管制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将能够强迫农民以可能不明确和不利的条件签订农产品供应合同。《合同农业法》没有任何机制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和有报酬的价格、保证合同条款公平和明确，或确保合同不被用于剥削农民而选择性地执行。
《农业营销法》和《合同农业法》都规定了解决农民与贸易商/公司之间争端的机制，这种机制将使农民陷入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赋予官僚机构关键权力。民选的地方机构和乡村委员会（gram sabhas）在解决争端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农民组织也没有向农民提供支持的空间。法律还禁止农民在发生纠纷时向民事法庭提起诉讼。
在这方面，政府的回应是，农民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然而，政府不准备成为支持农民的担保人。旁遮普邦的马铃薯种植者与跨国公司签订合同的经历很糟糕，他们被剥削了。如果协议被违反，喜马偕尔邦的一位苹果农要与阿达尼集团抗争，那他岂不是要在法庭上耗尽余生？政府提出的所谓修正案并不能保证对农民的任何保护。这种保护只能由政府担保和最低支持价格来提供。
（3）《基本商品法（修正案）》基本上使囤积合法化，大大削弱了对可持有食品商品库存量的监管规定。大型贸易商和公司可以利用这些条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囤积食品类商品，制造人为短缺和价格上涨。消费价格的这种波动将损害各行各业人民的粮食安全。阿达尼集团利用优惠银行贷款，在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帮助下获得土地，在建立冷藏库、筒仓等基础设施方面发展最快，这并非巧合。最近一次是哈里亚纳邦改变土地用途，为阿达尼集团建造筒仓，并以低价从帕尼帕特区（Panipat district）农民手中收购了150英亩土地。政府没有就农民反对这项法律提出任何建议。
政府的说法与真相
政府宣称： 以最低支持价格购买粮食谷物将不会受到影响。政府准备提供书面保证。政府已经执行了全国农民委员会关于最低支持价格的建议。
真相： 当中央政府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向各邦支付商品及服务税补偿份额的担保时，书面担保能有多少价值？如果政府对最低支持价格的担保确实有诚意，那么为什么阻止它纳入法律呢？这是所有农民都要求改革的法律。但是，不管最低支持价格采购的法律保证如何，政府都撒谎了，它声称根据全国农民委员会的建议，最低支持价格应比成本高50%。
但是，生产成本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计算方式。A2成本只是已支付成本。A2+FL成本是A2和家庭劳动的估算值之和。C2成本是生产的总成本，包括支出成本、家庭劳动的估算值、自有资本资产价值的利息和自有土地的估算租金价值。全国农民委员会曾建议，最低支持价格应定为比C2生产成本高50%。不过，莫迪政府已将最低支持价格确定为比A2+FL生产成本高出50%。如果最低支持价格固定在比C2生产成本高出50%的水平上，最低支持价格将比目前高出400至500卢比——也就是农民目前每卖出一担农产品的大概损失。这就是莫迪的主张。
政府宣称： 法律不会削弱农产品市场委员会监管市场的现有体系，而只会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法律对农民没有强迫，他们仍然能够通过最低支持价格将其产品出售给政府机构。
真相： 这些法律的全部目的是将市场移交给私营部门。如果贸易因为税收优惠而转移到了市场之外，那么就会缺乏资金来维持、维护和改善受监管市场的基础设施。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我们看到各部门中盈利最丰富的公共部门是如何面临资金短缺或被抽光自己的资金，然后陷入困境的。这就是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将会发生的情况。此外，在没有保证价格的情况下，对农民而言，“替代性机会”就意味着将受企业的摆布。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多数邦，受监管的市场也很少。如今，绝大多数农民在大大低于最低支持价格的情况下出售产品，即使有针对23种农产品的最低支持价格，政府也仅采购大米和小麦，而且只是在少数的几个邦。大多数其他农民被迫以低价出售其农产品。
政府宣称： 农民收入将翻番。
真相： 这是最荒谬的声明。新的法律中没有规定要确保农民得到“更高”的定价，也没规定更高的最低支持价格。《合同农业法》明确规定，政府在定价中不起任何作用。随着大公司垄断控制的加强，陷入困境的农民将被迫同意公司提出的任何定价。
政府宣称： 新的法律保护农民不受土地转让的威胁。
真相： 《合同农业法》有一个条款，禁止公司在合同农业协议中写入向农民购买或租赁土地的内容。这样的法律条款毫无效力，不能保护农民免受土地被剥夺的威胁。经济困难是农民离乡背井的最重要原因。如果农民被公司欺骗，出售土地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防止土地流失的唯一办法是确保农业的最低回报。而这种回报只能在所有合同农业协议中，对最低支持价格都有强制性要求的时候存在，但这在法律中显然不存在。
政府宣称： 向私营部门开放农业销售将为农业带来投资。私营部门将为农民带来新的种子和技术。
真相： 政府应向农民提供新的种子品种和技术。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ICAR）和各农业大学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但是它们正在被撤资。实际上，莫迪政府已完全将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降级。私人公司追求超额利润，而私人公司提供的种子、杀虫剂、除草剂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的高价将成为造成农业困境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政府威胁要对《种子法案》进行另一次修订，来实行第二次农业改革。
公共和私人投资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政府在受监管的市场上进行投资，这将吸引私人企业对仓储、运输和其他供应链设施进行投资。而在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则很少有私企投资。
结论
1991年后的改革进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私营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印度农业。在自由化初期，跨国公司扩大了对种子、肥料和杀虫剂等农业投入品生产和供应的控制。目前的农业法案旨在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农业营销领域的控制权。这三项农业法案将削弱现有市场，关停印度食品公司（FCI）并终止采购。这意味着通过印度食品公司和市场的所有农业剩余都将由跨国公司处理。因此，这些公司将逐渐增加并最终取得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
很明显，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存在根本缺陷。通过颁布这些法律，中央政府削弱了各邦颁布有关农业法律和为人民利益进行行政干预的权力。制定这些法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公司对农业领域进行渗透，其中包括无数违反农民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规定。鉴于此，即便修改这些法律也不能使之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废除这些法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并全心全意支持农民的斗争，要求完全撤销这些法律。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中央宣传委员会
- 来源：《人民民主》[印度]
- 翻译：独孤迈
校对：杨子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