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共产党的发言 | 第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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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共产党的发言

（South African Commmunist Party）

第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2017年11月·圣彼得堡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莱德·恩齐曼德（Cde Nzimande）

俄国革命对南非的意义

1917年底，非洲大陆最南端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想尽办法急切地关注着俄国发生的戏剧般的事件。1917年11月16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不到两周，南非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周报《国际报》（The International）就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俄国的伟大事件》。

社论写道，“关于俄国革命的电报消息是如此混乱，每天都有矛盾，以至于不能指望这些消息”。尽管如此，它还是准确地观察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政治革命以来，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增强了。”社论以警告性的语言结尾，“如果社会民主党失败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就会遭受史无前例的最血腥的大屠杀。社会革命万岁，东方的光明万岁。”

几个月后，1918年3月，当帝国主义在俄国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国际报》号召南非工人阶级声援他们的俄国同志：“南非的工人们！从自己的顺从和昏睡中醒来吧，揭露自己所看到的国际资本反对俄国工人的阴谋。俄国工人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你们将赢得整个世界。”这里提到的南非工人阶级的“顺从”和“昏睡”，意思是，满怀热情关注俄国事件的《国际报》，当时在南非或多或少地感到了孤立。

《国际报》是南非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的机关报。1915年，国际社会主义联盟从南非工党（South African Labour Party）中分裂出来。其原因是，南非工党支持新建立的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分裂。后来在1921年，以国际社会主义联盟为核心成立了南非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并加入了共产国际。

19世纪末，南非的矿业经历了大发展。后来在布尔战争结束后的1910年，南非联邦作为英国的自治领成立了。在这段时间里，白人工人和专业人员将激进社会主义的传统带到了南非。南非的激进社会主义的另一来源，是从沙皇俄国和东欧逃来的犹太移民。他们与遥远东欧的革命事件的主角有着紧密的联系。

1918年底，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开始以更乐观的态度看待俄国革命。联盟用英语、祖鲁语和索托语出版了《布尔什维克来了》这本小册子，其副标题是“致南非工人——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这本小册子宣布，“布尔什维主义是工人的希望。今天，劳动的自由联盟已经在俄国实现了。”

“布尔什维主义意味着挣工资者的胜利。它迟早会传播到英国、法国、美国和全世界。为世界劳工共和国做好准备吧。”

显然，当时南非的国际社会主义联盟与布尔什维克持有同样的观点：发生在半外围（semi-peripheral）国家的十月革命，必将成为催化剂，来点燃更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战略考虑是，向西方传播革命，既是为保卫和巩固俄国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也是为未来的世界革命创造条件。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并没有沿着上述道路发展。但是，十月革命对南非和几乎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斗争仍然有着显著的意义。

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关键战略作用

与之前一切其他社会革命相比，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时间和性质，都是通过纲领性的战略理论得出的。正如普拉巴塔·帕特尼克（Prabhat Patnaik。译者注：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近所写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革命既不是一次政变，也不是未经计划的纯粹自发事件。与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不同，十月革命是在纲领性战略的指导下发生的。这一战略的基础，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现实。列宁在战略和组织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

列宁贡献的核心，是他以彻底的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总体和不平衡发展的性质。列宁发展了相互关联的几个观点，这对十月革命至关重要。首先，列宁认为，在较晚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废除封建桎梏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任务，就落到了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身上。相应的战略路线应当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不断进步。

这种战略观点的基础是，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必须建立反对封建主义的工农联盟。实际上，它打破了机械论、阶段主义和进化主义。帕特尼克这样写道：“这一态度转变，将本来局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与全世界有关的革命学说——无论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多么有限。”

其次是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在这里，他的观点既与考茨基的改良主义进化论不同，也与罗莎·卢森堡更加激进的资本主义危机论不同。考茨基说，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阶段，将无痛苦地转入社会主义。罗莎·卢森堡则说，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崩溃，只需要或多或少的自发的群众罢工就能打倒它。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一直以来的不稳定性，并不必然把它推向整体崩溃的边缘。相反，帝国主义的危机和不平衡发展，在其全球链条上造成了薄弱环节。1917年，一系列矛盾的焦点——沙皇俄国，就成了这样一个“薄弱环节”。俄国革命的积极进展，将导致整个帝国主义链条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在有着巨大的工人阶级和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例如德国。

十月革命向东方传播

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南非支持者，曾经认为俄国革命将很快在更发达的西方引发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强调，还有民族民主任务（在欧洲，它是由资产阶级完成的）需要完成。在帝国主义时代，要真正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民族问题，就需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导。

然而，早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就正确地提出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并起领导作用。这里比较模糊地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潜能。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列宁和印度共产党人罗易（MN Roy），在共产国际二大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列宁在给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发生争论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正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致决定，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民族革命运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条件下、支持革命民族民主斗争的共产主义战略的起源。列宁接着解释道，使用“民族革命运动”的概念，是为了进一步区分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两种趋势——一种是民族革命的趋势，另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的趋势：“要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抹杀了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一切区别。实际上，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这种区别最近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共产国际要求印度、波斯、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紧密合作，并促进这种斗争中的“民族革命”趋势，使其激进化。这条斗争路线有着额外的战略价值，因为它从腹部即殖民地打击了主要殖民大国。当时，这些殖民大国正在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目的是占领和搞垮苏联。

南非共产党的党旗

南非的民族问题

对于南非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这一战略性重构的可能性最初并不明显。1917年12月《国际报》的声明，既体现了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及其继任者——成立于1921年的南非共产党的进步观点，也体现了其局限性。

在要求废除针对黑人工人的歧视性条款（包括歧视性立法、矿工管理体制[mine-compound system]、否认黑人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议题上，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声明了如下观点：

“社会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从事一切劳动的工人阶级和寄生在劳动果实之上的资产阶级。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存在的只是工人阶级问题。”

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和早期南非共产党的战略路线，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而在实践中，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无用功，试图说服白人工人，即告诉他们种族歧视行为最终会导致自食其果。

1922年，问题出现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鼓舞下，南非发生了“兰德暴动”（Rand Revolt）。为了反对垄断资本家特别是矿主联盟（Chamber of Mines），兰德的白人工人发动了武装斗争。而这一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矿业老板们，企图用更低的工资雇佣黑人工人，来取代半技术性的白人工人。在此之前，这些岗位只有白人工人。

这些参与暴动的白人工人，很多是刚成为无产阶级的南非本地白人。他们是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1）中英帝国主义焦土政策的产物。这些工人将武装斗争的传统带入了“兰德暴动”，自发地组成了武装突击队。1922年的“兰德暴动”，显然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以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武装阶级斗争，但同时也是一场保卫白人特权的种族斗争。斗争中的一句著名口号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矛盾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了白人的南非！”

南非共产党曾被指责提出这样的口号。然而事实上，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南非共产党曾尽力阻止白人工人将黑人工人看作是破坏罢工的工贼，并对他们实施暴力行为。这场白人工人起义遭到了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译者注：时任南非总理）政府的血腥镇压。其间，政府军甚至出动空军轰炸了起义者在约翰内斯堡周围构筑的战壕。然而，白人罢工者在战场上遭遇失败时，他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在只有白人享有投票权的政治制度下，史末资政府很快在1924年的大选中下野，并被阿非利加人国民党（Afrikaner National Party）和工党（Labour Party）组成的联合政府所取代。而后者竞选时的主要政治承诺，便是采取相关措施确保白人就业。

对新成立的南非共产党而言，“兰德暴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教训。党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快速招募大量工人入党的工作中。直到1924年，黑人已经成为党员的绝大多数。同时，共产党员们还开办夜校，课程包括基本文化课程和政治常识。南非共产党开始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主义。尽管大多数白人工人明显（在经济上）更无产阶级化，黑人工人反而更多地只是半无产阶级，进城务工人员通常仍然与原生农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并没有使前者（白人工人）比后者（黑人工人）更具革命性。列宁曾与伯恩斯坦发生争论说，历史进步并不总是发生在看起来更加进步的地方。在我们自己的条件下，南非共产党人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但是，这时的南非共产党还没有发展出符合南非实际情况的清晰战略纲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话语，并没有在南非引起太大反响。这也许是因为，这一决议当时更多地被看作适用于带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农业社会，例如中国、印度和波斯。

相反，当时的南非已经在19世纪晚期采矿业的基础上，经历了剧烈的、帝国主义导向的、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到20世纪20年代，南非及附近的大片地区已经持续不断地为采矿业提供了大量贫困男性劳工。尽管许多白人工人及其政党扮演着反动的角色，南非的斗争形势仍然是阶级对立的。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南非共产党推进民族民主斗争，作为走向“工农共和国”的一个阶段。这一战略要求激发遭受民族压迫的大多数南非工人的不满。南非当时的状况是“双重殖民”——一方面，英帝国主义资本继续维持着霸权；另一方面，南非新兴的民族垄断资本推行着“国内殖民主义”即少数白人的统治。对于反对“双重殖民”的社会主义斗争来说，上述战略将是关键的。

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南非联邦1910年在少数白人的统治下实现了政治独立，但南非的现实仍然是殖民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其关于南非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南非属于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那一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得英帝国主义能够在南非白人资产阶级（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参与下，对整个国家实行剥削。当然，英国资本在南非主要经济领域（银行、采矿业、工业）占有主导地位，而南非资产阶级在残酷剥削黑人这方面与英国是一致的，因此南非的政治独立并不能改变南非经济被殖民的本质。”

共产国际在同一份决议中还指示南非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当时仍然弱小的民族主义力量，尤其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1929年，南非共产党采取了这一新的战略路线。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南非共产党有责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南非共产党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党内对此也有不同程度的期望和失望。对于一些党员来说，支持非国大等少部分黑人精英的组织，就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背叛，也是对工人阶级跨种族团结的威胁。

然而在此之前，南非共产党已经和非国大开展了合作。1927年，为帮助非国大主席约西亚·古米德（Josiah Gumede）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帝国主义联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大会，南非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帮助。会后，古米德直接前往苏联，造访了苏联的亚洲地区，看到那里的非欧裔有色人种享有全部公民权利。回到南非之后，他说自己看到了“新耶路撒冷”。但是，他与共产党人日益紧密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在非国大内部取得领导地位。特别是，非国大“上议院”的领袖认为，既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杀死了沙皇，那么如果共产党人在南非掌握政权，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在1930年，古米德被排挤出非国大领导层。

虽然有反对势力存在，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直到今天，南非共产党一直与非国大保持着政治联盟的独特共生关系，它们的党员互相交叉。虽然古米德被排挤出非国大领导层，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共产党员成为了非国大的杰出领袖，这些人包括摩西·科塔内、约翰·马克斯、沃尔特·西苏鲁、纳尔逊·曼德拉、乔·斯洛沃和克里斯·哈尼（Moses Kotane, JB Marks, Walter Sisulu, Nelson Mandela, Joe Slovo and Chris Hani）。

这种革命性的共生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受十月革命及其产物——苏联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1941年苏联参战之后，苏联在南非民主进步力量中间的声望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红军在击败法西斯的战斗中的核心作用，赢得了广泛的称赞，这也帮助提高了南非共产党的声望。1945年之后，随着冷战的开始，强硬种族主义路线的国民党（National Party）上台了，其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它自我标榜为反对“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虚构的“西方十字军”的一部分，以此掩盖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对南非共产党的厌恶和恐惧，更多是来源于它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和对黑人工人阶级持续增长的动员能力，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南非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于1950年被宣布为非法，它的继任者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则一直被少数白人主导的当局刻画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红祸”（red peril）。1960年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运动在60年代中期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多数幸存的非国大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正是在这个极其艰难的时刻，苏联给非国大以及南非其他解放运动组织以无私的声援和支持。在终结南非殖民主义势力和少数白人统治的最后胜利中，苏联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当时的黑人流行文化中，苏联成了一个传奇的元素。如今，许多四五十岁的南非人的名字是“苏维埃”、“列宁”、“俄罗斯”甚至“卡拉什尼科夫”等等。

苏联在南非一直以来的重要性，在80年代末走向了它的反面。1989年苏联阵营崩塌，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再需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来扮演冷战时期非洲南部局部战争中一直显赫的宪兵角色。非洲南部的局部战争导致了超过100万人死亡。事实上，由于全球反种族隔离运动的胜利，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已经变成了令西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精英难堪的负担。在后苏联时代，帝国主义对种族隔离当局的压力，也是推动南非国内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向非种族的民主制度过渡的最重要因素，还是7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要由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联盟领导的半起义式的群众斗争。

无需多言，这是一个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的政治联盟。如今，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这个联盟正在经历它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为什么？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南非：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南非共产党认为，应该回溯到100年前的战略，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后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

在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大部分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少数白人国内殖民政权的民族解放斗争，使得南部非洲成为了二战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无论是帝国主义中心，还是我们地区进步的激进解放运动，都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南非本地的垄断资本，一起残酷压迫大多数非洲人。这意味着，民族民主斗争和反垄断资本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大众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吸引力。

有没有可能在制定一部种族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宪法的同时，解除它与当下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联系？有没有可能在南非发生“二月革命”同时，阻止它进一步迈向更激进的“十月革命”？这正是南非垄断资本和它的帝国主义靠山在1990年至1993年间，与非国大主导的政治联盟谈判时所担心的问题。苏联阵营的垮台和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独立后民族民主事业的总体倒退，让他们在这些议题上有了更多信心。南部非洲其他地区独立后的倒退，很大程度上是先前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不稳定性，以及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发生代理人内战的结果。

在90年代初期，对即将发生的民主化进程，南非共产党内部并不存在为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快速起义奠定基础的幻想。二战后的全球格局，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格局，与1915年之后列宁分析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和战争，不再是国际形势的主流。当今世界的现状，是单一帝国主义霸权（译者注：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全球金融资本的称霸，而不是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

然而，在南非共产党的分析中，这一现状并不意味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失效了。在帝国主义链条上的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仍然没有能力独立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相反，我们认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加强和巩固，仍然需要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众霸权（hegemony）。

南非共产党坚持不断反对垄断资本斗争的战略观点，在1994年民主突破（南非的“二月革命”）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更深层次的结构转型。我们认为这是一项长期斗争，是一场“阵地战”而非起义式的“运动战”（按照葛兰西的说法）。在我国1994年之后的条件下，我们争取的不是像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做过的那样，废除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我们争取的，是利用来之不易的宪法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和进步带来的空间，推进、深化和保卫民族民主革命。这种斗争必将带有反帝国主义、反垄断资本的性质。

实行这种斗争战略，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南非垄断资本是在少数白人政权的保护下培育出来的。在1994年非国大领导的联盟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南非垄断资本的力量发生了相对的滑坡。第二，在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里，反种族隔离的民族解放力量一直在发动半起义式的群众斗争。其结果是，工会运动规模庞大且意识形态相对激进，群众斗争富有策略性和组织性，由此能够将地区性斗争和行业性斗争结合起来。在90年代中期，这些群众力量仍然维持着动员的状态。

前进的道路是什么？

第三世界民族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1920年，列宁和罗易正确地认识到，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半外围国家的民族运动中，有两种倾向——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和民族革命的倾向。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非国大内部占据主导的显然一直是民族革命的倾向，但这并不是非国大内部的唯一倾向。

至少从1994年起，在非国大领导的政治联盟内部，这两种倾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种种原因，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在过去20年里盛行了起来。在这种倾向盛行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分辨出所有这些有问题的幻想，这些幻想与列宁曾尖锐批评过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新火星派的倾向类似。特别是，这些倾向从根本上认为：进步是进化式的、阶段式的、非辨证的；进步总是从发展程度高的地方发生，而不可能从薄弱环节发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循环中不平衡、不发达的地方发生。

在南非，这种进化主义的倾向将我国的民主突破看作是，过去被排斥的南非回归世界各国幸福大家庭的怀抱。按照这种观点，好像让种族隔离的南非陷于（国际）孤立，不是非国大自身的关键战略之一似的。在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报告的序言中，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宣称，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标志着20世纪三大反人道“罪行”的终结。据他所说，这三大“罪行”分别是：1945年被消灭的法西斯主义，随着柏林墙倒塌而终结的共产主义，以及1994年被废除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图图大主教的世界观忽视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帝国主义，它在一系列殖民地半殖民地长达百年的统治，特别是南非少数白人统治下的国内殖民形式。毫无疑问，种族隔离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一直以来更加广泛的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在苏联阵营瓦解后，帝国主义体系变得更加强大和傲慢。

尽管图图大主教从来都不是非国大的成员，但这种观点却被1994年后的非国大领导层继承了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曾是南非共产党的党员。如今，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是通过对私人所有制和垄断资本控制权的“去种族化”（而非社会化），使南非的资本主义“正常化”。在国家的种种宣传之下，所谓“爱国”的新兴黑人资本家阶级，被认为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严肃的反垄断资本、反资本主义的，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作，被无限延期到遥远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未来“阶段”。列宁关于不断前进的号召被遗忘了。

一个遗憾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这些战略性、纲领性的错误幻想，使得整个民主运动和非国大本身，都陷入了严重的停滞。事实证明，所谓的黑人“爱国”资产阶级本质上不过是寄生的买办力量。这个阶级，完全寄生于用种种犯罪手段抢劫公共资源而积累的原始资本。这个阶级分裂了非国大，也玷污了我们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国家主权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项关键任务，却被他们以非法转移资本到迪拜等避税天堂的方式背叛了。

我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扭曲，至今仍未被改革。它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资本垄断；一个由房地产市场延续的基于种族主义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正如过去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结构一样坚固；此外，我国仍然是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上半外围的商品输出国。这些结构性特征的相应结果是，基于种族的失业（狭义上的失业率已达27.7%）、不平等和贫困仍在继续。

当前，南非的民族民主革命陷入僵局，非国大内部及其政治联盟内部陷入混乱。这种状况不会一直继续下去。正如我们从十月革命和其他历史事件中所学到的，社会危机带来的动荡形势，既可能导致倒退，也可能通往重大的进步。我们南非共产党非常清楚，我们所面对的2017年的现实，无论是国内和区域的形势，还是国际形势，在各个方面都与1917年不尽相同。十月革命仍然是20世纪中的关键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工人第一次废除了资本主义，并以巨大的牺牲阻击帝国主义长达70年之久。对我们来说，十月革命仍然有许多值得庆祝和学习的地方。

伟大十月革命的榜样万岁！

- 来源：SolidNet

译者：Aphrora、Mud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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