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从中资企业工人罢工开始的2011年哈萨克斯坦扎瑙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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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本号之前被删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评中俄两国的修正主义》一文中，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评价说，“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非常活跃的角色……中资企业参与了剥削哈萨克斯坦石油与煤矿工人，从而导致2011年的扎瑙津事件。”我们现转载此文，供读者们参考。
“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拐点
转载自《新疆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6 期
【摘 ** ** 要】 201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国庆日爆发的“扎瑙津事件”是哈萨克斯坦独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骚乱事件，这是治理缺失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现代信息条件下多元力量伸展之后的社会转型现象之一部分，这一事件使得哈萨克斯坦由原来的威权体制向更富有弹性的威权—民主型体制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词】 “扎瑙津事件”，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拐点
【作者简介】 雷琳，新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研究。罗锡政，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亚政治研究。
2011年12月16日，是哈萨克斯坦全境隆重纪念独立二十周年国庆日，哈萨克斯坦里海沿岸扎瑙津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事件，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7日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期限至2012年1月5日，后又将其延至2012年1月31日。哈国媒体指称，这一天的动荡撼动整个平静的国家。
一、“扎瑙津事件”始末
扎瑙津市地处哈萨克斯坦西陲，位于哈重要的油气储藏带上，它所属的曼吉斯套州是哈萨克斯坦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居住在该地的居民主要是哈萨克族小玉兹一部阿达依人，俄东方学者认为，该部在哈萨克民族发展过程中长期游离于民族主体之外，形成了易怒好斗的独特气质。苏联时期，鉴于石油开采加工业的高效性以及恶劣的劳动条件（该州地处荒漠腹心，四季常刮沙尘，冬严寒，夏酷暑），当地石油工人的收入水平要远高于境内其他区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哈萨克斯坦采取了较为有效地反危机措施，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哈国出口收入下降，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为国内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2010年扎瑙津的奥津石油公司（哈萨克斯坦国有公司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之子公司）因工人罢工，将平均工资提高到1650美元/月（两倍于全国平均工资）[1]。但是由于扎瑙津市远离粮油副食基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几乎为其它地区的三倍，所加薪水仍然没有达到工人的要求。
2011年2月，公司总部位于曼吉斯套州府阿克套市的卡拉让巴兹石油公司（中资石油企业）的当地职工，通过律师娜塔利娅·索科洛娃（НатальяСоколова），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中哈员工享有同等福利待遇、建立独立工会、本国工人在劳动就业方面拥有优先权等四项要求，公司未予接受[2]。5月中旬，卡拉让巴兹石油公司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公司管理层在开除100余名工人的同时，请扎瑙津市政府予以介入，制止部分工人暴力影响生产的行为。
5月下旬，扎瑙津市奥津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卡拉让巴兹石油公司的工人。同时，向公司提出了继续增加工资的要求。罢工期间，奥津公司的工人领袖阿克扎纳特·阿米诺夫（Акзанат Аминов）、卡拉让巴兹石油公司罢工工人的律师娜塔利娅·索科洛娃（Наталья Соколова）先后因“非法组织集会”“煽动社会仇恨”的罪名分别被判处1年及6年有期徒刑[3]。不合时宜且大张旗鼓的审判导致奥津油田工人在原有的经济要求基础上，提出了释放工运积极分子、建立独立工会、对在哈国的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政治要求。罢工工人提出与政府对话的要求，要求未得到各级政府的回应。2011年8月，2500名奥津公司油田工人因非法罢工，影响公司运营被解雇。工人随即在扎瑙津市埃内德克广场设立营地，长期驻扎[4]。哈萨克斯坦地方政府组织了几次清理行动均未成功，政府、工人、公司三方均不愿意做出让步，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事件爆发。
12月16日，扎瑙津市市政当局在搭设国庆庆典台，布置会场时与占据广场的奥津公司工人发生冲突，工人破坏了庆典台与音响设备，冲击了准备庆典的人群，随后又冲击了政府办公大厦与奥津公司行政楼，其中不法分子实施了纵火、抢劫等犯罪行为，最终导致局势全面失控，整个扎瑙津市陷入骚乱，大多数商业银行网点、大型商店被洗劫，大规模骚乱造成16人死亡、百余人受伤[5]。17、18两日，阿克套市卡拉让巴兹石油公司公司工人、阿拉木图、卡拉干达、曼吉斯套州铁路小站舍忒别等地出现示威活动进行声援。骚乱持续了三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17日下令扎瑙津市实施为期20天的紧急状态，期限至2012年1月5日。2012年1月3日又将紧急状态延长至1月31日。宵禁期间中断电讯网络资源，禁止游行、集会、禁止摄影、摄像。这是哈萨克斯坦独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骚乱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9亿坚戈（约合1283万美元）[6]。
由于哈萨克斯坦2012年1月15日将举行议会选举，为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维护政局稳定，平息社会不满情绪，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12月18日发布命令，以工作不力、未及时向总统提供真实信息问责，解除扎瑙津市所在的曼吉斯套州州长、哈油气公司总裁职务，随后又解除了二女婿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萨姆鲁克—卡则纳”公司总裁库里巴耶夫的职务，任命政府第一副总理、扎瑙津事件善后委员会主席舒科耶夫为基金总裁。解决失业工人的经济诉求。根据政府拟定的初步方案，扎瑙津失业的石油工人将被安置到大型国有油气或采矿企业，工资水平不低于失业前工资的80%至90%，逐步解决失业工人的住房和医疗保障等问题。同时，政府对扎瑙津市居民进行物资发放以稳定民心。由于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哈萨克斯坦总体政治局势比较平稳，事件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纳扎尔巴耶夫12月22日视察扎瑙津、阿克套两市，接见了当地民众和执法机关代表，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要求检查机关加大刑侦力度，尽快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同时保证调查过程公开透明，他指出，“我们一定会找到元凶，不管他躲在世界哪个角落”。在12月26日召开的由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官员及“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强调，“扎瑙津事件”对整个哈萨克斯坦是一次严峻考验，其目的是在哈社会制造分歧，在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一些境外势力在幕后资助了此次骚乱。
二、政治转型视阈下“扎瑙津事件”原因解析
哈萨克斯坦独立二十年，政治现代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91年至1993年实行议会制政体，在无法保证国家向新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快速而又果断的转型后，纳扎尔巴耶夫采取坚决措施，迫使最高苏维埃（当时的议会）于1993年主动宣布解散，并在解散前将本应由议会行使的管理国家的法律权力授予了总统。1995年制订的第一部宪法，在法律上将具有哈萨克斯坦特色的“强”总统制确定下来，1998年对宪法进行修正，将总统任期由五年延长到七年，进一步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修宪后，哈萨克斯坦所形成的“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架构，属于比较典型的威权型政治模式。从拉美、东亚等地区转型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一政权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不同程度的政治非意识形态化，或者不恪守某一种特定意识形态；（2）强国路线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3）一种政治力量独大或一党独大，但辅之一多党存在；（4）有管理的但有一定言论空间的媒体；（5）特殊的政商关系；（6）政府对司法及强力部门的协调和控制；（7）不同程度上以超越阶层与集团利益的全民取向作为社会基础[7]。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可控民主”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以发达国家现代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哈萨克斯坦，受益于西方的实践，总结其它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为避免“劣质民主”的产生，得出了先经济后民主的民主化道路认知：尽管威权统治下所形成的高压稳定状态无疑包含不公正的因素，但是社会稳定仍然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由此，在由威权制度向现代民主转型过程中，哈萨克斯坦自觉地设计出民主制度的中介阶段—“可控民主”阶段，希望在这一利益重组、矛盾尖锐的转型阶段，通过强力控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广泛的公民共识，建立现代的政治文化，完善宪政制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权的稳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开始从容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2007年对《宪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稍后又对《政党法》、《选举法》进行了相应的完善，开始了由“强"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的政体改革：将总统的任期由七年改为五年，将原由总统掌握的一些权力让渡于议会，扩大了议会党团及其领袖制衡总统与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职业性与高效性，降低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规制了政党的活动，将比例选举制推广到整个议会下院。这使得原来的威权模式增加了许多民主治理的内容，扩大了政府的民意基础，在不放弃政府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有可能使威权政治进入一个“由刚变柔”的过程，即从原来的威权体制转向更富有弹性的威权—民主型体制。
纳扎尔巴耶夫在长达20年的执政过程中，由于获得国家独立，经济发展，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2011年4月总统选举中的大胜更是增强了总统对自己掌控能力的自信。“扎瑙津事件”爆发前，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已开始由强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转型。按照计划，哈萨克斯坦宪政改革将朝着继续加强议会、司法机关、传媒、公民社会组织对总统、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有实效的监督的方向发展[8]。在新的政治体制基础上力图在全社会形成公民积极参与、宽容、和解协商的政治气氛。通过这一宪政改革，总统已将一部分职权让度于议会，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提高，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开始上升，同时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日益开放活跃，对政府，甚至总统本人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
这种宽松的政治气氛恰逢全球金融危机，“扎瑙津事件”爆发。首先，从当下角度看，这乃是治理缺失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深化、现代信息条件下多元力量伸展之后的社会转型现象之一部分。尽管在危机中哈萨克斯坦采取了多项反危机措施并初见成效，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度蔓延，导致哈国出口收入下降，高企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抬升了民众的抗议情绪。发生动乱的扎瑙津市的生活必需品物价指数为哈国之冠。有专家指出，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经济问题尖锐化，政府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是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和企业精英对来自中央垄断的不满[9]。独立20年来，哈西部产油区为哈萨克斯坦创造大量财富，当地石油工人却因物价飞涨生活缺乏保障，滋生了对腐败、权贵的愤怒和当局的强烈不满。
第二，经济发展与相应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促发了“扎瑙津事件”。正如亨廷顿指出，“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本世纪初，哈萨克斯坦在能源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由强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的改革，扩大了公民参与。于是产生了“渴望与（可）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扎瑙津事件”如同其它身处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一样，正是由这种差距引发的。
第三，哈萨克斯坦各级政府行政能力与应对危机的能力还不适应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扎瑙津事件”伊始，哈萨克斯坦政府在劳资双方矛盾并不尖锐，且有和解的可能下，应对失策，酿成了悲剧性事件。在现代民主化国家管理的实践中，政府在劳资谈判中均采取相对中立的仲裁者的立场，发挥劳资合作引导者的作用。但是通观“扎瑙津事件”前因后果，政府与应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潮，2006年工潮两次社会动荡相同，均无条件地站在企业一方，以强制手段压制工人。在长达一年的劳资纠纷过程中先是忽视工人的经济要求，继而仇视工人的政治要求，再而无视工人的生存权利，轻视工人的斗争力量。最终，面对严寒，面对不让步的资方与政府，面对无望的前途，粉饰浮华的国庆庆典无疑是事件引爆的导火索。与此同时，哈政府一方面对泛阿拉伯革命对中亚可能产生的影响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又对政权掌控社会的程度高度自信，满足于旧有的经验，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掌握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公民的新的互动方式。无疑，2011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的高得票率使总统、各级公务员将这种自信发展成为自负，对各种政治信号，尤其是对危机信号反应迟钝，最终没能防止事件的爆发。
第四，各种政治力量的共同支持导致了“扎瑙津事件”的发生。纳扎尔巴耶夫执政20年，为政权与个人均树立了不少敌人，这些人中甚至包括自己的近亲。纳氏的大女婿阿利耶夫逃亡后，长期在欧盟从事反纳行动。纳氏政敌，ATP银行总裁阿布里亚佐夫，2011年多次发表讲话支持罢工工人，并对罢工工人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两人在国内时作为政敌曾互相攻讦，流亡国外后背弃前嫌，共同结盟对抗哈政权。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流亡美国的卡热格尔金最近也加大了批评纳扎尔巴耶夫的力度，这些人的身后都有不同的欧美垄断能源集团背景。
在这次事件中，除去政权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之外，包括自由资产资级政党、共产主义人民党，甚至所谓的建设性反对派“光明道路”民主党，都对政府提出了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哈萨克斯坦泛左翼联合组织——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由哈社会主义抵抗运动以及一些左倾的独立工会联合组成）。该组织的领导人阿依努尔·库尔曼诺夫（Айнур Курманов）积极参与工人罢工的组织，引导罢工工人从经济要求提出政治要求，充当罢工工人与外界的联络员。在阿依努尔·库尔曼诺夫运作下，全球激进左翼组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欧洲议会著名左翼议员，爱尔兰人保罗·梅尔菲2011年8月亲赴哈萨克斯坦，对工人表示支持。这样，哈萨克斯坦各政治派别在反对纳氏体制上结成同盟，出于不同的目的，协调各方的力量对罢工工人进行支持。
“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库尔曼诺夫
国际红色通讯注：阿依努尔·库尔曼诺夫（Айнур Курманов），“哈萨克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主席，共产主义者。毕业于萨拉托夫州立大学新闻系。1999年在乌拉尔领导罢工运动，反对私有化和高层贪腐。2006年在阿拉木图市帮助居民抗击暴力拆迁，保卫家园。2009年领导“哈萨克斯坦2012运动”，领导阿拉木图汽车厂工人争取管理权。同年9月遭暴徒袭击，造成脑震荡和手指截肢。现居住在莫斯科。对哈萨克斯坦当局持反对立场，多次批评纳扎尔巴耶夫当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他的文章《欧亚经济共同体是苏联2.0吗》。
第五，外部势力对扎瑙津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以往无论是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动荡给予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只是负面印象的话，那么2010年底开始的“泛阿拉伯革命”，通过新媒体给予哈萨克斯坦民众的启示，即他们也可以和阿拉伯人一样，在强大外界的支持下通过自身的组织、自身的利益表达取得正当的经济、政治利益。“颜色革命”后，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美国一方面调整其大中亚计划，缓和了对中亚各威权政府的压力，加紧拉拢各国领导人，另一方面利用非政府组织，甚至宗教组织渗透哈萨克斯坦（美国支持的秉持伊斯兰自由主义的“古兰经派”目前在哈已经发展到10万之众，）暗中支持哈萨克斯坦反体制运动。在整个罢工过程中受到西方支持的“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世界人权组织均对罢工工人表达了支持。纳扎尔巴耶夫在接见扎瑙津当地民众代表时指出，国内外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扎瑙津骚乱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每一名参加骚乱的年轻人都得到了2万坚戈的好处费。
三、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是它要变好的时候，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威权统治二十年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平衡和对冲风险是非常重要的。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转型道路。通过威权政府的强力控制，哈萨克斯坦度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21世纪初能源、资源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逐步完善，哈萨克斯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政治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重要的政治转型期爆发的“扎瑙津事件”，无疑会对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
首先，哈萨克斯坦具有能源经济的特征，在将来它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可能受制于“荷兰病”[10]，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受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可能会带来的经济的短期剧烈波动都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
第二，在哈萨克斯坦平静的表象下，20年的转型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威权体制下伴生的裙带关系、贪腐盛行，同时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城市贫民遭遇强拆，执法机关恣意妄为，有组织犯罪猖獗，不满在人民心中逐渐聚集。渐进的政治转型又为这种不满提供了表达的出口。只是哈萨克人独特的宽容，尊重长者的政治文化，以及独特的二元人口结构（大量的俄罗斯人出于避免民族主义伤害的考虑，要么支持纳氏，要么疏离政治）吸纳了不满。这种不满也是“可控民主”的解构力量。“扎瑙津事件”以罢工工人的政治要求、以镇压与流血，通过民主化的成果——自由媒体，向全社会放大了这种决心。在“扎瑙津事件”的作用下，哈萨克斯坦“可控民主”将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第三，部族观念可能导致新的政治分化。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比例只有40%，经过努力，哈族居民的比例目前已达67%。哈政治上的重要任务是确定统一的“民族思想”，即一种代表全体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价值观，用于团结哈各民族和促进政治的长期稳定。但哈族传统上的部族观念可能导致新的政治分化。哈萨克斯坦民族进程有其独特性，大、中、小玉兹在外貌体征，生活习惯，心理气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历史上三方只是在外敌入侵时才能短暂结盟，即使这种时期也有兄弟阋墙的惨剧。在现存的哈萨克斯坦权力分配体系中，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来自于“大玉兹”，地方上“大玉兹”出身的政治人物比较强势。“小玉兹”获益甚少，而小玉兹地区恰恰是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种情绪有可能被相关利益集团利用成为社会动员的资源，成为哈萨克斯坦稳定的负面因素。造成大量伤亡的“扎瑙津事件”不可能不带来仇恨，而仇恨又会直接刺激部族主义的复活。
第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挑战。“扎瑙津事件”期间，在曼格斯套州，阿特劳州的小玉兹区域发生多起宗教极端分子针对世俗机关的袭击。相比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的北部、东部、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西部宗教信仰原本比较强烈，而威权政治下不可避免的社会不公正，对世俗解决方案的怀疑，长期积累的贫困问题为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极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加重了该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化。越来越多的哈萨克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受了极端宗教思想。与宗教有关的恐怖主义多发态势迫使纳扎尔巴耶夫通过了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法令。在“扎瑙津事件”中，从工潮开始到12月16日的骚乱人群中均有宗教极端分子活动的身影。如果哈政府应对失策，在全球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上升的态势下，“扎瑙津事件”将促进更多的人接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第五，大国博弈对哈萨克斯坦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加剧。哈萨克斯坦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它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又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对中美俄欧一级地缘政治博弈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扎瑙津事件”后，中国与俄罗斯坚持尊重哈政府的内政、外交立场，美国与欧盟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未做出太过强烈反映，对纳氏政权拉拢多于打压，在“扎瑙津事件”左翼色彩较浓的情况下，美欧的态度是正常的。目前，纳扎尔巴耶夫出于民族利益与现实主义的考虑决然加入欧亚经济同盟，否定美欧力主的通往土耳其的石油管线，这在根本上侵犯了英美石油公司的利益，以及美欧的地缘政治利益。在欧亚大陆即将形成的以中国与欧亚盟为一方，以美国与欧盟为一方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西方心目中“纳扎尔巴耶夫”的地位已经下降，但鉴于其在国内威信尚存，又不想把他完全推入中俄的怀抱，西方会对其持忍耐态度。当前，西方对哈萨克斯坦的文化、经济、政治渗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是在等待时机。
四、结 语
在目前的哈萨克斯坦，能源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独立二十年在世俗文化影响下，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大量的中产阶级认可了现行制度，与此同时，私有化进程中被剥夺的底层人民的政治冷漠已经形成。这些因素为哈萨克斯坦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实质要件。与此同时，在哈萨克斯坦实现现代民主的形式要件还没有成熟。虽然政府广为宣传宪政主义、多元化、宽容、协商等基本价值的政治文化，名义上建成了以民主、制衡、纠错等为基本原则的政治体制。但是，政治现代化不只是先进的理论，不只是较为完善的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一进程中培养拥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公民，在控制中学会以宽容与协商解决各种冲突，避免重走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冲突——暴力——妥协的老路。很明显，在制衡机制远未成熟，在公民社会未发育完全，大众传媒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缺乏即拥有职业行政能力，又能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熏陶下的民主方式，而非以专制方式解决冲突的各级行政人员，是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短板。
“扎瑙津事件”是哈萨克斯坦走向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众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一次，有可能促进“可控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化永远是博弈的结果。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的到来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仍然是无数次政治经济博弈。“扎瑙津事件”虽然只是之前无数起没有被解决或完全解决的事件的累积，但是，无论是从事件持续的时间，引起的国内国际关注，还是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参与及所造成的社会损害与心理创伤都是独一无二的。“扎瑙津事件”正是那种政治现代化国家中无数次冲突中的关节点，它明白无误地告诫人们：政权应当对社会的不满做出认真的回应；为了共存，强大起来的社会与政权之间应当建立起以谈判、协商与宽容为原则的新型互动关系。如此，这次悲剧有可能成为哈萨克斯坦政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拐点。
-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
